接着来的是王洪文，他有一点挣扎，当行动组的几个卫士在走廊里把他扭住时，他一边大声喊叫：“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一边拳打脚踢，拼命反抗。但很快就被行动小组的同志制服了，扭着双肩押到大厅里。华国锋同志把“决定”又念了一遍。还没等他念完，王洪文突然大吼一声，挣脱开警卫人员扭缚，像头发怒的狮子伸开双手，由五、六米远的地方向叶帅猛扑过去，企图卡住叶帅的脖子。因为双方距离太近，我也不能开枪。就在他离叶帅只有一两米远时，我们的警卫猛冲上去把他扑倒，死死地摁住，给他戴上手铐。随后，几个人连揪带架地把他抬出门，塞进汽车拉走了。

　　在顺利抓捕了王洪文、张春桥之后，汪东兴风趣地对华国锋、叶剑英两位领导说：“这两个人跟我们合作得不错啊！准时来，按时走，很听指挥嘛！”华、叶听后，会心地笑了起来。

　　接着，汪东兴命令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对江青实施抓捕，进行得同样顺利。江青见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连忙问道：“你们要干什么？”张耀祠向江青宣读了中央的决定。此时的江青关心的却是存放在她这里的文件，她当即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连同文件柜钥匙一起交给华国锋。

　　最后解决的一个人是姚文元。因为他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所以事先没有通知他到怀仁堂开会。为了把姚文元叫到怀仁堂来，华国锋给他打了电话，说自己正在同王洪文、张春桥商量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事，想请他来，“一道研究一下。”姚文元分管宣传工作，所以他接到华国锋的电话后就匆匆忙忙地向怀仁堂赶来。汪东兴回忆称：我怕再发生意外，没有让他进正厅，只让人把他领到东廊的大休息室，由警卫团一位副团长向他宣读了中央决定。他听完后好像很镇静，没有争辩，也没有反抗，只说了声“走吧”，就随行动小组的几名卫士出了门他刚走进东休息室，就被武建华带领的行动小组控制了。武建华随即宣读了华国锋的指令，对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

　　就此，“四人帮”全部被捕，整个行动过程只用了35分钟。

　　10月6日晚11时，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开会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汪东兴最后说了一句话：如果“四人帮”政变成功，在座的都得上断头台。

　　淡出政治舞台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陈云、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自左至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在1977年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汪东兴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这是全国党代会对他在抓捕“四人帮”的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给予的回报，汪东兴的政治生涯达到人生顶峰。

　　“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但“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还阻碍着中国的前进。而汪东兴选择站在“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一边。

　　人民网刊载于光远《“功臣”汪东兴1978年为何被点名批评？》一文这样评价：要讲“两个凡是”的提法和对它的坚持，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抵制，对平反“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出来领导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的阻挠，对解决“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康生问题的消极态度，等等，汪东兴欠的账就很多很多。他在立场上的的确确非常错误，态度上非常不好。

　　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汪东兴发出了严厉的批判：

　　“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

　　“有篇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中有些话有问题，有些人不同意发表，有些人说好得很，一篇一篇地登。当然可以百家争鸣，但有的人用毛主席的话批主席。……有的不仅针对毛主席，也是针对华主席……这股风很大，要顶住是不容易的。”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1980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汪东兴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人民网评价其“辞去职务变为平民，他很快适应了这一角色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