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会对于女性遭受的性暴力产生耻感，并不是一件令人意外的事情。即使在今天，性侵受害者在面对大众时，都时常需要做好被羞辱的准备，遭遇各种苛责和质疑。在这样普遍的、对被性侵者进行二次伤害的语境下，我们或许很难奢望孩子们凭空产生对战争性暴力受害者的同情和怜悯。

学生：只要知道这个事情就可以了，你要是非把它拍成一个影像资料让我们去看的话，好像有一点点过分。

学生：就是说，在这种没有成年的情况下浏览这种东西，对性格或者是心理上会造成一些影响。

而这些听上去像是混淆了“战争性暴力”和“淫秽色情”两个概念的印象。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女权主义学者宋少鹏曾检索研究国内媒体对“慰安妇”的报道，发现“慰安妇”在大多时候，只是作为民族压迫的符号出现，但其个人经历和感受却鲜少被记忆和挖掘。对于面目模糊的受害者，人们往往更不容易生出感情，甚至有可能将受害者与性暴力本身混为一体，觉得肮脏，希望回避。

中国是“慰安妇”强征制度最大的受害国

中国是“慰安妇”强征制度最大的受害国，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世界范围内都很少有人知道庞大的中国“慰安妇”受害群体的存在。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苏智良：从90年代初开始，整个的研究的队伍并不乐观，没有多少人关注，主要就是我们上海师范大学的一个团队。这个研究有很多条件的限制，需要大量的田野考察。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苏智良：幸存者大多生活在农村，有很多人是没有生育，因为她们的遭遇。所以她们的生活状态是非常糟糕。我们对这些我们所发现的幸存者，也开始生活费的援助，从2000年一直到现在，17年没有间断过。像海南的陈亚扁老人，她多次地对来访者说，如果没有这些援助费，我早就死了。

90年代进入这个领域时，苏智良刚过完第三个本命年，风华正茂；如今，他也步入了花甲。这些年来，他和夫人陈丽菲教授与大娘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问寒问暖，捐物添衣，探病送药，直至陪她们走完最后一程。除了“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募集来的资金，苏教授夫妇也一直自己出钱补贴取证费用和老人们的生活，一篇2005年的新闻中曾提到，截至当时，他拿出的花费就已有30万之多。今天再问起，他却不愿多谈，只回复说，“遇见受害者群体，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就不能转身离去。”

这两年，苏教授也曾尝试利用网络平台发起捐助，获得了数千网友的支持，但离“彻底解决老人们生活”的目标仍有差距。令他意外的是，今年年中，有人主动找上门来。

这是一场宣布资助“慰安妇”受害幸存者的新闻发布会，发起人是在华经商的韩国企业家梁必承、梁东霞父女。

记者：大概是在什么时候，是什么样的契机，生出了想要帮助她们的心情？

梁东霞：非常最近的事情，我们一家人看了这个电影之后。

梁东霞指的电影，是今年春天在韩国上映的《鬼乡》。这是一部讲述朝鲜少女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的故事。战时朝鲜是中国之外的另一个“慰安妇”受害大国，近年来，“慰安妇”问题在韩国一直广受关注。电影《鬼乡》中，中国少女被强征为“慰安妇”的情节，使许多韩国人第一次知道了中国也有“慰安妇”受害者。

梁必承：看了以后，我、我的太太一起哭了。那时候我找(到)苏教授，(问)什么方面我们可以合作，他说一个问题是生活费用，第二个问题医疗。

梁必承联系了自己的多位中国企业家朋友，以及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领导，他们决定一起出力，负责老人们接下来的生活和医疗问题。他们为这个专门的救助机构取名叫“22人的朋友会”，是从中国“慰安妇”幸存者的人数得来。

二十二，也是郭柯第二部纪录片的名字。在拍完记录韦绍兰大娘母子生存状态的《三十二》后，郭柯决定把其他“慰安妇”幸存者的故事也记录下来。

郭柯：希望它能进入院线，目不转睛地去接受观众的这种凝视。

纪录片进入院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增加知名度和上映机会，郭柯报名了许多电影节。

在莫斯科电影节、釜山电影节等不少国外知名电影节上，《二十二》都曾获得提名甚至拿奖；但报名国内电影节，却总被拒之门外。

难得的是，今年四月，北京大学生电影节通知影片入围，并邀请该片在北京师范大学进行展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