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终立于科学研究前沿

1978年7月,王淦昌告别17年隐姓埋名的生活,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原子能研究所(原子能院前身)并担任所长。这时,他已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了,但为了中国核科技事业的发展,这位古稀老人仍不分昼夜地辛勤操劳。

101重水研究堆的改建,是王淦昌任所长期间,原子能研究所最突出的成就之一。改建后的101反应堆,技术性能超过老堆设计指标,热中子通道及活性区域内可以利用的实验孔道增加了一倍多,而总投资却只有建设一个新反应堆的1/10。这项工程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和原国防科工委重大成果奖。

王淦昌认为,反应堆外围的物理实验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他主张吸引所外的科研人员来做工作,提出“不能白白浪费掉中子!”他非常重视在反应堆旁开展中子活化分析工作,积极支持成立中子散射研究室,支持原子能所、中科院物理所共同与法国原子能总署合作,在101堆旁建造冷中子源。

1979年4月,国家科委、国防科委批准在原子能所增建一套从美国引进的串列加速器及其辅助工程,在包括先生在内的专家努力下,1988年12月,北京串列加速器核物理国家实验室在原子能研究所成立,王淦昌亲自主持了有美、英、德、法、日、瑞典等11个国家共150多人出席的国际会议,为串列加速器上首批设置的课题赢得了国际声誉。

早在1964年,王淦昌就提出了激光引发氘核出中子的想法。这一想法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该想法后来还引出惯性约束核聚变的重要科研题目。惯性约束核聚变一旦实现,人类将彻底解决能源问题。1978年9月,王淦昌回到原子能研究所刚刚两个月,就组织以王乃彦为首的18位自愿报名的同志,建立了强流粒子束实验室(强流粒子束与激光研究室前身)。1981年建成一台1兆伏强流电子加速器,1982年开始打靶实验。王淦昌领导设计的这台1兆伏强流电子加速器,不仅当时是国内首创,在国际同类加速器中也处于先进水平。

1985年,王淦昌又及时把研究方向转向氟化氪激光聚变研究。王淦昌亲自参加研究方案的制定,对关键技术开展预研。1996年1月,激光输出能量达到了276焦耳,后来又达到四百多焦耳,使我国准分子激光研究步入了国际先进行列。

“先生始终立于科学研究的前沿。90岁高龄时,先生仍坚持每周来研究室听取工作汇报,了解实验进展情况并进行指导,终生战斗在科研第一线。”郭冰说,先生严谨治学的工作态度、不断创新的科研精神、永不枯竭的研究热情,时刻激励着年轻一代的科研工作者。

1984年,德国西柏林自由大学授予王淦昌获得博士学位50周年荣誉证书。这个被德国人趣称为“金博士”的荣誉,是专门为获学位50年后仍站在科学第一线的科学家们设立的,王淦昌是享有这一荣誉的唯一中国人。

为国建言树丰碑

1986年3月2日,王淦昌与光学家王大珩、电子学家陈芳允、自动控制专家杨嘉樨联名向党中央提出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仅隔两天,即3月5日,邓小平同志就在建议书上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此事宜速做决断,不可拖延!”

1986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的通知。由于提出这个计划的建议和邓小平的批示都是在1986年3月进行的,这个历史性的时间点被载入了史册,由科学家和政治家联手推出的863计划(注:2016年已被整合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一下子就叫响了。这也是一个国家规模的战略性高科技发展计划。

作为最早在我国介绍核电站的科学家之一,王淦昌以极大的热忱推动我国核电的建设,为我国核电事业迈出艰难的第一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早在1954年苏联建成世界上第一座核电站后,王淦昌就撰文介绍原子能。

1978年10月2日,王淦昌与姜胜阶、连培生等5位核工业专家联名上书邓小平同志,提出发展核能的必要性和发展核电的建议。这封信对我国核电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1980年,中央书记处在中南海举办科学技术知识讲座,王淦昌主动与中科院联系,到中南海为领导同志讲解核能知识。

在核电站建设上,王淦昌始终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引进设备为辅。当有人认为发展核电只需从国外引进时,王淦昌坚持己见:“我们不能用钱从国外买来一个现代化,而必须自己艰苦奋斗,才能创造出来……”

王淦昌不仅关心我国核电事业的起步与发展,对核电站的建设和运行也十分重视。他到秦山核电站工地去过好几次,甚至不顾82岁高龄,登上60米的高处参观核电站工地。

此外,王淦昌多次率团到世界各地出席关于核能的研讨会,通过写文章、作报告,积极宣传核以及我国发展核电的重要性。

1991年12月15日,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30万千瓦压水堆型核电站——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中国大陆无核电的历史宣告结束。可以说,在我国发展核电的每一个阶段,都凝聚着王淦昌的心血。秦山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都是在王淦昌等有识之士的呼吁推动下开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