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打破行政和行业壁垒

《21世纪》:在“十三五”期间开展土壤普查的时机是否成熟?

周健民:要实现土壤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就要摸清土壤家底,根据土壤性质和肥力高低及污染情况因地制宜,采用合适的利用措施,保障作物生产和环境安全。因土壤质量在不断变化,每隔一个时期(如20或30年)就要进行一次土壤普查,建立可靠的数字档案,在两次土壤普查间隔之间,可选择典型土壤类型,进行动态监测,及时发现问题。

现在距第二次土壤普查已有30多年,待正式启动调查,将达40年的时间。而这40年正是我国土壤质量变化最大的时期,第二次土壤普查的数据已不能代表现在的土壤质量现状,更缺少环境质量的数据。

另外,新的土壤普查采样有定位系统作保障,为今后定点动态观测,或两次土壤普查间的比对带来方便。新的土壤普查将涵盖土壤质量的肥力、健康及环境指标,可为土壤利用带来全面数字档案。

《21世纪》:你对第三次土壤普查,有哪些操作层面的建议?

周健民:首先,建立能协调各部门、各行业的土壤普查组织体系。第二次土壤普查开始于1980年代初,当时土壤环境质量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再加上技术条件限制,只关注于土壤的基本属性和肥力质量的调查,因此当时的调查由农业部领导,成立了技术委员会。现在土壤质量的调查涵盖了更丰富的内容,除农业部门外,国土资源部门和环保部门都在关注土壤质量问题,所以各自提出调查计划,并开展了部分工作。

因此,新的土壤普查要打破行政和行业壁垒,由国家统一建立一个组织委员会或领导小组,直接领导第三次土壤普查工作。建议领导小组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联合农业部、国土资源部、环保部、财政部及有关单位的领导和专家参加,协调各部门和各行业,保障土壤普查的顺利进行。

其次,成立第三次土壤普查技术委员会,负责技术方案的制定。技术委员会应主要土壤专家组成,建议由中国土壤学会在全国遴选专家,吸收农业、环保和国土资源部门的技术专家参加,由领导小组任命技术总负责人。技术委员会可再分若干技术组,分别负责采样、指标确定、样品分析、数据处理等技术工作。土壤普查后,要编制土壤属性和土壤环境容量(单因子)数字化图,开发多尺度、多源土壤信息大数据的集成与信息化管理技术。建立国家和区域土壤档案、质量监测平台与预警体系,建设多位一体的土壤信息服务网络。

第三,要充分发挥地方和基层科研单位在土壤普查中的作用。全国土壤普查是一个浩大的工程,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物力。除了中央的统一部署和投入外,显然需要地方政府在部署和投入方面的支持,也需要大量基层科研单位和科技人员的帮助。由于工作量大,耗时长,普查也可能分期分批进行,各省区可根据条件分先后开展,相对独立地完成普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