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可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

2015年11月马尼拉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美国总统奥巴马曾问马云，国家应该怎么做来支持年轻的创业者。马云回答说：“很简单，减税就好了，别对年轻创业者收税。”在刘明康的发言稿中，第二个标题是“优化税收环境，支持创新创业”，“只有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双创’才有持续不竭的动力，而税收不仅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还具备普惠性，是可以用好的一项重要政策工具”，刘明康告诉记者，“不仅创业者需要税收支持，支持‘双创’的投资人与金融机构同样需要税收鼓励。”

刘明康指出，2015年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已明确了自主创新示范区所得税试点推广到全国，优惠政策在全国落实的问题当前主要集中在对中小高科技企业的认定上。“要加快完善有关实施细则，使税收优惠政策真正落地。”

由于创业项目多数具有轻资产、高风险、盈利周期较长等特征，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私募投资应成为创新创业机制建设中的主要部分，但这些投资机构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爱。刘明康提到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天使投资、众筹、众投的税收政策和政策激励缺失；需要完善创投企业享受70%应纳税所得额税收抵免的政策；计算私募股权投资企业合伙人缴纳企业所得税时，应允许合伙企业亏损抵减其盈利后计算应纳税所得额。也应该统一对公司制企业投资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的企业收益、分红等税收征缴方式进行法规建设，注意避免重复征税。

制约金融机构服务“双创”的税收障碍主要体现在：个人经营贷款至今未包含到“中小企业贷款损失税前扣除公告”一文之中。而金融业的“双创”客户有很大一部分属于个人经营性企业，他们的贷款损失时，金融业的处置成本较高；在小额贷款保证保险等险种服务方面，应纳入小微企业风险补偿体系，并应当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和上述税前扣除。

刘明康还提到，初创小微企业知识产权质押是解决其融资难的一个重要方式。但知识产权价值认定难，容易产生较大偏差，转让变现难、处置成本高。应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交易中心的作用，认真组织成立权威性的市场评估、估值中介，并在可能情况下，适当规范化和标准化。当然，这是以对产权和知识产权的严格保护为前提的。目前市场上盗版侵权情况依然严重，要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法规执行，提高侵权的违法成本。

此外，刘明康建议，完善教育和培训体系，进一步扩大开放，解决当前我国创业导师人不足质不高、培训课程设置不尽合理不接地气以及对相关考试、考核、考证一刀切的问题，借鉴国际良好实践的做法，使“双创”源远流长。

政府科学支持“双创”深入开展

对于政府在“双创”上扮演的角色，刘明康的希望是，“提高市场化和开放水平，进一步解放思想，科学支持‘双创’深入开展。”

刘明康直言，在项目供选上，仍存在主管部门或组建的基金平台有行政干预、权力寻租以及监管缺位的现象。例如，项目选择上强力支持“择地不择优”，这是违反市场在配置资源应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其实，即使在沿海发达地区，依靠政府部门“点菜烧菜”、管理运作，其专业水准和能力经验也十分有限，责任也不清。应当在全国建立委托专业机构来管理政府相关项目，政府绝不干预基金日常运作事务，引导政府相关平台有所为、有所不为，并对自己的基金保值增值提出符合市场规律的合理目标要求。

刘明康还担忧，现在，国内创新项目、创新产品不多，但是各种园区和孵化器却是很多，甚至在有的地方变成砸钱圈地。各种园区和孵化器远远跑在创新项目前面。“将来，很多这种盲目的政府主导的东西，会重新转嫁到政府和金融机构身上，变成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

具体到刘明康熟悉的老本行，他对于VC/PE和互联网金融支持“双创”更寄予希望。“客观上讲，天使和创投的确不宜从银行贷款或从资本市场上融资，但应当允许私募股权基金上市和发债。”刘明康指出，可是目前创新企业和私募股权基金发债都要担保，且担保机构注册资本要50亿以上，这在许多沿海发达省份都无一担保机构可供选用。刘明康还特别提示我国债券市场的治理结构和环境建设出现的问题，“现在存在普遍的刚性兑付情况，其实是通过担保等形式把负债间接或直接地加在了政府和其他金融机构身上，并且中介机构（例如承销机构及人员加上评级机构）产生了很高的道德风险。为了保证自己利益最大化，在风险问题上误导公众，使得中国市场上出现了评级的扭曲，我们基本上没有2A以下的低级别的市场，但实际上担保和刚性兑付又往往变成了一纸空文，容易引发债券市场上高级别债券违约的怪事，加上‘回购债券’等加杠杆做法，亦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

刘明康还建议，对互联网金融宜采用有限持牌的制度。清理整顿混象是完全必要的，但不要一刀切。与其从名称、形式上对机构的注册强行限制，不如对搞类金融的机构实行有限持牌的制度，接受相应的监管。这是新事难事不宜由各地的金融办各自为政，它们没有相应的资源、经验和知识技能进行管理。国家很大，各地不同、政出多门，更增加了管理的难度。对持牌的互联网金融机构门槛不宜设得太高，门槛的设定也不应以资本/销售额等传统规模指标为准，而是应当从技术、系统和商业模式上加以评判和把握。这应成为政府部门一个巨大的创新文化的改变。为了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和文化氛围，需要对各级干部进行专门的培训教育，使大家能大胆工作，热情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