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改革的“孤岛”,星火可否燎原?

三明医改,从2012年启动,至今四年多,成绩单非常靓丽:

扭转了收不抵支的局面,医保基金可持续性增强。

药品占比达到国务院医改意见提出药占比下降到30%以下的标准。

老百姓医疗费用大幅下降,全市22家县级以上医院住院平均费用仅为5174.3元,门诊平均费用仅为147.94元。

医生目标年薪制,参照国际上医生收入一般为社会平均收入3~5倍的惯例,同时,在工资总额下,向一线人员倾斜,医生、护士和行政后勤团队分别占50%、40%和10%。

可以说,三明医改成功地实现了患者、医生、医院、政府的“多赢”!

但这种“多赢”并不是被所有人都认可,三明医改模式也面临质疑。

有人认为,三明医改是通过强势政府、铁腕改革来解决,并不是通过市场化来解决的,这与国家提倡的“简政放权”相违背。

在詹积富看来,三明医改中政府是从为老百姓提供基本医疗保障的目标出发,这与习近平总书记说的政府要承担领导改革的责任、保障责任、管理责任、监督责任是统一的。“三明医改是以公立医院为主体,不能完全走市场路线,那样老百姓的看病费用或许更高。而政府引导医改在这里起到的是保障作用和功能,为老百姓提供基础医疗保障。因为医疗医药是个特殊行业,医患关系是性命相托的关系,所以,不是简单的商品买卖,不能完全按市场路线走,要保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

对于网上流传的三明市医护人员流失严重、医生抱怨薪酬制度不公平等情况,詹积富自信地说:“2011年三明医改前,22家公立医院工资总额是3.8亿元,人均是4万元左右,而2015年医生工资总额是8.95亿,平均工资近9万元,这个工资可能跟北京、上海没办法比,但是对三明当地来说,已经是有很大变化了。其实医护人员的流动很正常,也是一直都存在的问题,有这种担忧是正常的,但我可以肯定的说,三明医改之后,流入的医生远多于流失的医生。我这里有一个详细的数据,从2013年至2015年,三明市直医疗卫生单位人才流失共计96人,而这三年里,分别招聘进来502人、421人和406人,共计1329人,这些流入的人才数字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不止一个人反映,700多批“取经”团队来到三明学习后纷纷“点赞”,但真正敢于“实战”的却不多。

“三明医改就像蚂蚁拖着火车走,也好比鄱阳湖里的一个小丘,长江干旱时,这里不可能长期有水。如果医改不是全国一个步调,三明医改也坚持不了多久。”说到激动处,詹积富不免有些激愤之情。

觉得三明经验无法复制,给出的理由多是:我们没有詹积富。

可事实真的如此吗?詹积富本人并不这么认为。

在他看来,三明推动医改,勇于在管理体制上大刀阔斧进行整合,他在其中的确起了一些作用,但最关键的还是党委、政府的充分支持和信任,“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物给物”,实施必要的集中统一领导,“将与此有关的部门的分管权限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詹积富说,只要有改革的决心,这些并不难做到。

三明医改能够持续推进,还有来自医护人员和普通患者的支持:

将乐县医院院长廖冬平在医改开始时,属于不太情愿改革的,可是经过一年的实践,他就成了坚定拥护者,还成了义务宣传员,经常到全国各地宣讲医改经验。

在尤溪县医院,一名常年患有肝部疾病的老年患者向记者介绍,医改前他经常跑到省城看病,花销很大,医改后,家门口医院的设备提升了,报销比例高,他就再也没跑过省城。

对三明医改能否复制,专家学者也有自己的观点:

国家卫计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应亚珍长期关注三明医改,并多次撰写调研报告为其鼓呼。在她看来,对于一个改革经验,过于强调其特殊性,或者求全责备,纠结于是否可复制,要么是为“无所作为”找托词,要么就是混淆视听。她说:“无论多好的经验,都绝不可能自动复制,一定要采取相应的行动,才会在异地开花结果”,因此,各地能不能推进改革,取决于当地政府是不是真想改革?会不会改革?

2015年9月,财政部社会保障司在调研三明医改后,形成报告指出,三明医改阶段性改革成效值得肯定,改革经验值得总结并进行复制和推广。他们在报告中尖锐指出,关键在于想不想复制三明改革创新的“决心”,愿不愿意复制其迎难而上的“勇气”,敢不敢触动当前盘根错节的不合理的既得利益格局。

同时,主流媒体对三明医改的经验做了大篇幅的报道,充分肯定其成绩,并呼吁复制推广。

财政部、国家卫计委在安徽、福建推广三明医改模式。

河北医改很多举措借鉴了三明的方法。

……

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对三明医改给予充分关注: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深改会并听取他们的汇报。

俞正声主席在全国政协专题协商会上给予肯定。

三明的医改并不会成为“孤岛”。

同时,三明医改人也没有停下改革的脚步。就在记者采访期间,三明市出台《住院费用全部按病种付费工作的通知》。要求从明年1月1日起,全市21家县级及以上公立医院,开展住院费用全部按病种付费工作。“全国第一个吃螃蟹!”詹积富这样向记者表示。

也许,若干年后,当我们回望三明医改经验的时候,才能看得更加清晰,就如同当今我们回看1978年安徽小岗村18位村民摁下的“红手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