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鉴于我国地域辽阔，地区之间发展极不平衡，不同区域在功能定位、基础条件和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调研组还建议在国家层面对开发区的管理考核及其相应的目标考核指标体系进行设计，充分体现地区差别，进行分类指导，实施差异化管理，避免搞“一刀切”。

当发展遇到土地制约

在上海，如果要问张江高新区在哪里？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回答的问题。因为从1991年发展至今，张江高新区由原来的一个园区扩大为包括张江核心园、杨浦园、嘉定园在内的22个园区，覆盖上海全市所有区县。

上海市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曹振全坦言，自主创新、转型发展是张江20多年发展历程的核心。“因为上海市区早就没有可供开发的土地，粗放型发展已不能维系，一园多区的模式则使得周边区县成了张江高新区的‘后花园’，为开发区发展提供了源源动力。”

张江模式背后，突显的是开发区发展的土地困局。

广东省发改委副主任余云州面对调研组表达了同样的忧虑，“目前，广东全省经开区近一半土地已开发，珠三角地区开发区开发面积更是达到七成，发展空间不足成为开发区进一步发展的一大瓶颈。”

土地问题缘何而来？全国耕地保有量18亿亩是一条红线，保护耕地与发展用地的矛盾已十分尖锐，国家对土地资源的管理越来越严格，开发区新增用地规模和用地指标难度增大，这是土地困局的客观因素。

此外，调研组还了解到，现行的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单一模式导致土地闲置浪费现象严重，尤其是省级以下自行设立的开发区，由于以“零成本”或“极低成本”的土地价格吸引企业或开发商，大量土地被恶意囤积和浪费。

要给开发区创新转型营造腾挪空间，又不能形成新的浪费。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惠强提出，推进开发区土地制度改革，完善土地利用考核机制，提高投资强度和容积率等项目控制指标，但也不盲目增加用地，让土地对产业转型升级形成倒逼。“同时探索开发区工业、商业、科研用地之间的混合用地机制，注重配套规划和协调发展，促进产城融合。”

通过创新增强开发区内生动力

4月19日，陈晓光率民盟中央调研组来到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北京建设首都科技创新中心的大背景下，开发区尤其被赋予更多期待。

其实，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促进创新转型发展，在国家创新发展战略之下，成为包括北京在内，各地开发区拥抱经济新常态、增强内生动力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