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

王致远的儿子王永明是1988年的高考生，在王永明的记忆中，那时的高考可称“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随着大学扩招，现在上大学容易多了，我们那会儿大学的录取比例不高，考生压力也就不言而喻。”王永明跟记者说。

王永明就读于“市五所”之一，这在外人看来一条腿已经迈入了大学校园，而在他看来名校背后的压力更大。“名校背景是动力也是压力，那会儿很多同学挖空心思要我们学校的考试题，足可以看出高考对于当时考生的重要意义。”王永明说。那三年里，压力之下，他甚至放声痛哭宣泄心中的压抑。“那会儿，做习题写到深夜，我妈经常给我做西红柿挂面汤当夜宵。实在困得抬不起头来，赶紧钻被窝里睡一会儿，早晨4点起来接着写作业，看看表6点多了，马上蹬着自行车奔向学校。”王永明回忆说。到了学校，你会发现天未亮，教室里已经有不少同学读书了，学校的甬道上、亭子里、单杠上到处都是捧着书本读书的同学。此番压力源于高校录取名额有限。“高考是细目筛子，只有精华才能被挑选出来。”当年班主任形象的比喻，让王永明记忆犹新。

当年高考安排在7月上旬，正是津城酷暑难耐时，考生们坐在考场里战高考同时也要战高温。高考结束后，要凭借估分填报志愿，很多考生往往折在这一关。“当年我爸的想法是好男儿志在四方，考外地锻炼几年也不错；但我妈想法保守，只要能留在天津，读哪所大学都行。”父母因此产生了分歧。到了放榜的日子，更是几家欢喜几家愁，考上大学的春风满面，而落榜生就要寻求其他出路。“即使是这样，三年高中打下的根基是牢固的，即使是无法走进大学的同学，经历过高中的锤炼，放在哪儿都是一条好汉。”王永明说。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一部分人走上了富裕之路，随之而来的也有一些不和谐的杂音。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句话说“做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以此印证读书无用论。“接受大学教育，不仅是一次大规模系统的知识接受，更是一次人文精神的陶冶。在此期间，我们完善了人格，明确了生命的意义。大学教育的意义在于它培养了大学生们的眼界和价值观。”王永明这样看待自己的大学生活，“事实证明，读书无用论恰恰是目光短浅的结论。”值得庆幸的是，国人对于高考依旧很重视，正是有了高考，许多人才有机会继续深造，体验不一样的生活。

当年王永明大学毕业是包分配的，学费也是公费的，但没过几年全国高校试行了并轨制收费，逐步建立起“学生上学自己缴纳部分培养费用、毕业生多数人自主择业”的机制。学生要自己掏钱读书，国家对大多数人也不再分配工作，即便如此，高考热度依然不减。高考是人们迈向更高台阶的通道，这一点已无人质疑。

“1977年我父亲参加的高考改变了他的命运，1988年我的高考丰富了我的经历，最重要的是高考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我庆幸我经历了这一切。”王永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