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记者,有机会认识一种人,曾主导过我们命运的人。杨学为就是这样的人。40年前的6月,40岁的他走进教育部高校招生会,和邓小平走进了同一场历史转折中。恢复高考的文件经他之手起草,最终经邓小平之手一锤定音,在1977年那个特殊年份里,成为冬天的第一声春雷。

从那至今,又一个40年,杨学为的人生再没离开过高考,国家教委招生处处长、国家教委考试中心主任、教育部(1998年改名)督学……与之相应的,是40年来1.08亿人闯过了高考的大门。

人们会忍不住想象,那些主导过我们命运的面孔是什么模样?京城一隅,门开处,是一位眉目慈祥的老人。

2017年5月17日,杨学为在北京家中接受记者专访。(记者 陈昊/摄)

“恢复高考就像在中国大地上爆炸了原子弹”

我们的谈话就从1977年冬天的故事开始。“杨老师,我的母亲就在走进考场的570万知识青年当中。比起考场里那些被‘文革’耽误了11年的老知青,她是幸运的,1975年高中毕业,没有下乡,留在母校当了代课老师,这让她有了立即报考的勇气。直到今天,她还记得那年的作文题是《心里有话向党说》。”

这是湖南省的作文题。那一年的考题,各省都不一样。这话,得从头说起。

都知道“文革”里高考停了11年,但很少有人知道,中间有过两次恢复的努力。1972年和1975年,我两次被借调到教育部,筹备高校招生会,但都被“四人帮”破坏了,我又回到东北师范大学当教员,还不断被“下放锻炼”。1977年4月的一天,学校又接到教育部的电话,还是借我去高校招生会。这都是第三次了。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将参与一件改变千万人命运的大事。

6月29日,招生会在山西太原晋祠宾馆召开。从太原去宾馆的路上,经过一家化肥厂,周围污染很严重,天是黄色的,路边的树叶也已枯黄,空气里有刺鼻的臭味。会上,“文革”的臭味也没有消散——由于“两个凡是”的束缚,教育部提出的《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草稿)》,只在肯定“文革”的前提下,作了个别修改。这个意见稿,自然引起大家的激烈反对。

开完会,秘书组让我起草领导的总结讲话稿。我就根据会上多数人的意见和自己的理解,通宵达旦写了个草稿,把“四人帮”批了一通。结果,总结会不得不推迟到下午,领导亲自改讲话稿,把“调子”定得很高,通篇都是“高举”“到底”之类的词,而招生工作的重大问题一点都没涉及。

最终,教育部送给国务院的报告还是一个旧东西——考生一般是高中毕业生,初中毕业也可以;坚持推荐制度,只提“文化考查”;只在少数学校部分专业试招2%—5%的应届高中毕业生;继续实行“四人帮”的“三来三去”,即学生从公社来回公社去,从工厂来回工厂去,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当时哪会想到还有第二次会议,说得直白点,邓小平没恢复工作前,谁知道会怎样。但在招生会结束前夕,传来了爆炸性消息:邓小平复出了,而且自告奋勇抓科教!8月,邓小平召开科教座谈会。参会的教师和科研人员发言非常踊跃、大胆。8月6日下午,武汉大学的査全性老师石破天惊地提出:马上恢复高考,已经耽误太久,不能再耽误了。这个话题一挑明,大家都很激动。邓小平见状,大受触动,唯一担心的是招生会已经开过了,今年还来不来得及,就问坐在旁边的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刘西尧回答说,假如推迟开学就来得及。邓小平当即拍板:“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今年下决心按要求招生,招的学生要符合要求。”座谈会第一次响起热烈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