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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学为:主导高考考生命运的人

2017年06月09日 09:07 | 作者:许陈静 姜琨 郑心仪 | 来源:人民日报中央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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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完高考,脸都瘦了一圈”

杨学为在考试中心主任的职位上干了13年,直到2000年,数次提出退休的他,确因身体状况不佳,才获准离任。当时高考正由上世纪90年代的“3+2”切换到新世纪的“3+X”。这是“80后”“90后”熟悉的两个词,贯穿了青春,左右了悲喜。恢复高考只是一瞬间的历史拐点,而高考本身是一场40年的改革连续剧,从各省命题到全国统考,从英语只按10%计入总分到成为三大主科之一,从文理分科到“3+X”……

1977年的招生会争论的是要不要恢复,至于要不要考试根本没讨论,1978年的招生会才补上,而且引发得很偶然。会上,华东组几个人议论:以前说照顾工农,现在是考试复辟了?工农也不照顾了?这些话被记录到简报里。另一个对话发生在食堂,一名记者和一名副司长吃饭时也这么议论,被人听见了反映到会上。两个对话一汇总,会议就炸了锅:到底要不要考试?怎么考试?

争论的结果,确定要考,而且要全国统考。

1978年还有一个细微但重要的变化:考生能知道分数了。今天不能想象吧?但以前,分数是绝密的,不让你知道。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成绩好的有可能被“走后门”挤掉。邓小平知道后,1978年3月8日明确给了一个指示:以后要公布高考成绩,“这是堵后门的最好办法”。

进入上世纪80年代,高考带来一个突出的矛盾——片面追求升学率。有多严重呢?高二的数学课本中,有的内容不是高考必考,老师就不讲了。学生一天学习十五六个小时,文体活动都停止了,午饭也不回家吃,只啃干粮,“考完高考,脸都瘦了一圈”。老师也疲于奔命,一位54岁的中学物理老师在深夜工作时昏倒,再没醒过来,活活累死了。

这一下子引起社会广泛讨论,我们感觉到压力巨大,采取了许多措施,把“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作为原则,想方设法去抬高“德”“体”的作用,降低“智”,也就是分数的作用。

到了1984年,我和同事讨论:高考混同了选拔考试和水平考试。其实,高中首先应该是水平教育,过了这个水平再谈选拔。现在中学都按高考的难度来教学,学生的知识结构残缺不全,是否该有个专门的水平考试?讨论的结果就是从1990年开始实行高中毕业会考制度,算是补上了一块重要的缺漏。现在已经发展为高中综合素质评价。

此后,我们又在分类与科目设置上,做了一些探索,1992年开始了“3+2”,1999年开始了“3+X”。高考形式一步步完善,就好像孩子一点点长大,终于有了比较成熟的面貌。

说到这里,就要讲讲考试标准化的问题。恢复高考后,题型延续了科举以来的帖经(填空)、墨义(简答)、策论(论述)等,以主观题为主;评卷也有主观因素,评卷老师的喜好对分数影响很大。有一天,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学生谢小庆跑来找我,说注意到高考作文评分误差很大,想立个课题,问我要29个省的作文试卷做研究。我觉得这是件好事,就一口答应了。那学生还真研究出了东西:判卷主观喜好对同一篇作文的影响,高低分相差达29分。后来这课题得了北师大和北京市的特等奖,也引起了教育部领导的重视。从此有了规定:每份试卷至少两人同评,分差大则送阅卷组长处评,再有分歧则小组集体讨论评分。

评分标准化了,考题也得标准化。中国没经验,就去美国学。1982年我们到了美国,一看卷子上的选择题,没见过,真新奇!更新奇的是有种机器,选择题的答案从这边进去,从另一边出来时就判完了,一小时能处理6000份试卷。我们就像小孩子趴在收音机前看里面有没有人一样,真想趴在机器上,看里面到底有什么。1985年,我们启动标准化命题试点,从此选择题成为重要题型;命题质量也稳定了,不再一年难一年易。

我们在采访中听到一件趣事。高考率先引进标准化命题后,选择题很快就“占领”了各类考试。1988年,医疗卫生系统组织了一次职称考试,首次采用选择题。结果,某地恢复高考后第一批科班出身的医生们,没见过选择题,考了个大眼瞪小眼:“现在高考考这个?1977年要是考这个,我们就考不上了。时代进步太快啊!”

“杨主任,你把阶级感情都收没了”

认识几位早年参加过高考命题的老师。他们戏称命题是“入闱”,而“里面的日子一点也不轻松,压力山大,每天都要想出新的题目,拿到会上讨论。没有哪个题能赢得一片叫好,从来都是唇枪舌剑,从各个角度批评你的题不严谨、有漏洞,甚至直接毙掉,重新出。如此周而复始,最后命中的题,都是千锤百炼、非常科学的考题。”

这个命题制度,是我建立起来的。1987年对我来说,是个很重要的年份,因为考试中心成立了。

中国是考试的故乡,我们去美国学习时,他们就说,考试这事还是从你们老祖宗那学来的呢!中国几千年组织考试的窍门就是:一个专门的机构,一批有经验的人。但废除科举后没有了。恢复高考后,命题归教育部计划司招生处负责。1982年,处长的孩子高考,需要避嫌,我就被指派去负责命题工作。命题老师中午把试卷送到保密室,就去吃饭了,谁来看着?只能是我。我待在保密室里,突然有些害怕:如果现在来个小偷,把玻璃一砸,我是去追小偷呢,还是留下来看卷子呢?如果追小偷,有人趁机把卷子偷走了怎么办?要是留下来看卷子,小偷跑了去哪找?真是一团乱麻。

后来我当了处长,情况也没好多少。我桌子底下放了几个大纸盒,装着高中教材,一到命题时就拖出来给命题老师用。有一年我拖出来一看,呦,过期了,赶紧去人民教育出版社要新教材,再火急火燎地组织命题。所以,几乎每年命题,都没有充分的时间来打磨试卷,考卷水平很不稳定,考卷上还常出现错误。

创办考试中心成了刻不容缓的大事。1987年,考试中心成立,17个人,4个处室,一个命题处,一个考务处,一个科研处,还有一个办公室,就在北京十一学校的宿舍楼里开工了。

创办考试中心是我建议的,这个重担自然由我来挑。白手起家的摊子,最现实的难题就是缺经费。于是我和几名同事一合计,想自收自支,向参加高考的学生收点钱。一开始大家思想转不过来:高考是国家大事,国家不给钱,还要收钱?各省也不理解,有个省的招办主任甚至打来电话:“杨主任,你把阶级感情都收没了!”我们只能到处做工作,过了三四年,各省愿意配合了,情况逐渐好转,考试中心最难的时候才熬过去。

编辑:位林惠

关键词:杨学为 高考 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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