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考试中心成立初,杨学为在玉泉路30号办公地址门前留影。(杨学为供图)

既然有了考试中心,就要为大家提供一个科学的、好的高考。我给每科设立了一个学科秘书,他负责在全国物色命题老师,这些老师第一人品要好,第二学科要精,通常哪个大学哪个系比较出色,就去哪物色,一年一科召集十来个命题老师,哪个水平高、表现好、出题水准稳定,明年还请他。这个高考命题制度,就固定下来了。

“高考无法解决所有社会问题”

我们在采访中遇到两个特殊人物,一个是北京某中学的副校长,一个是甘肃某县的教育局副局长。北京的副校长说,他今年最看好的学生每天清晨5点起床,家长开车接送,辅导班和学校轮番跑,到晚上12点才结束,“北京前100多名的,都出国了;他们属于200名开外,就得拼”。甘肃的副局长说,今年县里最有希望的一个孩子,也是5点起12点睡,县城没辅导班,只有任课老师带着不断做题。巧得很,他们想考的是同一所名校。副局长忧心忡忡地问:“他们是在同一条竞争线上吗?将来进了大学谁会发展得更好?”

这些问题,实际上不是高考能够解决的问题。人们把太多社会问题,放到高考上来思考了。

记得当年,我们印好了卷子,从大兴往北京运,是自己开车,偷偷摸摸地运,一路上提心吊胆。现在,试卷都是武警开车护送。到了高考的日子,交警在考场周围站岗,禁止车辆鸣笛。环保局下禁令,考点和住宅区附近的工地要停工。天气预报按照春节同等规格,给高考预报3天的天气。40年了,教育部的权力并没有变大,而是社会对高考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

2015年6月7日,高考拉开序幕。当考场内考生奋笔疾书答题时,场外上千名家长寸步不离地守候在考场门口。

在这种空前的重视下,人们对社会问题的种种担忧,投射到高考上来了。“中产阶层焦虑”也好,“寒门难出贵子”也好,“学区房狂热”也好,都是一件事:公平焦虑。但整个社会的公平,无法由高考来解决。比方说这孩子他爹是教授,他妈是博士,家庭环境特别好,从小有一对一的外教,这不是高考能解决的。高考可以做到什么呢?就是给所有人一个科学的考试,一个公平的分数线,让这场考试成为社会公平的“压舱石”。

最早提公平问题,是在上世纪80年代。理论上讲,相差20分以内,水平属于同一档次,但高考1分就决定命运,公平吗?确实有问题。1984年,我搞了保送制度,特长突出的孩子可以保送。但很快发现了新的不公平:什么算特长突出?不能量化就有人“走后门”。我说,保送100个孩子,有50个是真的,就值了。但“走后门”越来越多,就停掉了。现在,我们承认高考不能考察个性,所以呼吁大学自主招生,结果又担心在人情社会里会渗透不公平。这种担心,跟当年是一样的。

我觉得,2014年公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是很好的意见。现在上海、浙江在试点,语数外都上,上完后,选物理的去上物理,选生物的去上生物,整个中学变成了走班制。那么老师够不够?课堂够不够?浙江、上海是够的,可青海呢?甘肃呢?中国太大了,如果不考虑具体省情,简单推广,最理想、最先进的方案,最吃亏的可能是最边远、最落后的地区。对考生们来说,统一的考试和分数线,才是唯一公平的。高考能提供的就是这样一种公平,所以高考依然是普通人向上流动的唯一武器,依然背负着整个社会对公平正义的期待。

我今年80岁,人生的后40年能与高考紧密相联,是我一生的幸事。我辈原是平凡人,赶上了好时机,在国家转折里改写了命运。我曾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要让高考变成一个好的考试,优点多一点,缺点少一点。我希望我做到了。(人民日报中央厨房·环视听工作室 许陈静 姜琨 郑心仪整理 杨学为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