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邓小平拍板推迟开学、恢复高考。教育部紧急召开当年第二次招生会。图为相关文件。(杨学为供图)

于是,教育部紧急通知,8月13日召开第二次招生会。一年之内,两开招生会,只此一次。第二次招生会起初进展还是不大。教育部主要领导不敢表态。会议就在激烈的争论中拖延下去。筹备组先住在北京饭店,后来迁到前门饭店,开了几天又搬到友谊宾馆主楼,结果时间太长又迁到配楼。会刚开时还是盛夏,开了45天,好多人不得不让家里寄送秋衣过来。

9月中旬,会议简报、招生意见讨论稿陆续送到了邓小平手里。邓小平看到依然苛刻的政审条件,极为生气,先严厉批评了刘西尧,接着连说3个“繁琐”,大笔一挥全部勾掉,“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后来,我们起草小组就一字不差地照抄了他的这段话。邓小平的亲自掌舵,促使第二次招生会达成了一致意见:废除推荐,恢复考试,招应届高中毕业生,按分数择优录取。

今天回想,还是要说:邓小平真正了不起!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前,在这一切拨乱反正尚未开始之前,当机立断恢复高考,这样的魄力,除邓小平外,别无他人。媒体常说,此举改变了亿万人的命运。我要说:何止!恢复高考改变的何止是个人命运,更是国家命运。1966年6月18日,北京中学生发表了两封公开信,要求废止高考,这先于《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77年,恢复高考的决定又先于拨乱反正。高考的废与立,是国家乱与治的先声。前几天,“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行,我就在电视机前数有多少个同声传译耳机,这背后就是多少个我们培养的高级翻译。如果没有恢复高考,就不会有这么多现代化人才,就办不好这样的国际盛会,就没有中国的今天。

当然,那时候想不到这么远,因为时间来不及了。11年没组织过考试,有资格参加考试的人又分散到农村去了,怎么通知他们?怎么出题?出什么水平的题?如果全国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出一套考题,怎么运到各地?怎么保证同时开考?没办法,只能各省命题,还得先各选一个县试点。很巧,全国第一个试点县,就是邓小平领导起义的广西百色。我们赶过去,按照初中水平出了一套题,手刻蜡印,一考,98.64%不及格,98.64%!就是这样,当地的老百姓还是喜不自禁地跟我们说:“恢复高考就像在中国大地上爆炸了原子弹。”

所以1977年的高考,各省的时间不一致,考题不一样,570万人里,父子同考、夫妻同考的比比皆是。考得最好的是66届、67届高中毕业生,他们基本在“文革”前完成了中学学业。

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首次考试。

40年并不遥远,就是我们的父亲母亲的故事。那一年,27万人被录取,录取率仅为4.7%。自那27万人起,奋发上进的个体命运,汇聚成滔滔向前的国家潮流。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