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一大快乐

在金莉的书柜里,和一些珍贵合影放在一起的有一座金色奖杯。金莉捧着它语调欢欣地介绍:“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奖,是学生们评出来的。”奖杯底座侧面有一行字:“首届:感动北外———我最喜爱的导师”。

金莉的教师生涯跨域比较大,当过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大学老师。三个阶段不同的身份体验,让她对教师的职责认识更深:“中小学老师更多是知识的传播和讲授,大学老师则一定要参与生产知识这个过程。”在金莉看来,要想生产知识,个人必须具备足够的学术能力。

在美国上课时,导师提到过一些女性作品,出于对独立精神的高度契合,金莉把美国女性文学研究作为自己的学术方向。1994年,博士学成后,一家三口携手归国。彼时金莉有一个简单宏大的理想:“给自己10年时间,让学界从白纸黑字中认识我是谁。”

“人生一大快乐,就是能把饭碗和爱好结合起来。”金莉用ENJOY来形容自己做学术的状态。在学界有一个共识:学者只有学术做好了,才能受到别人的尊重。金莉改为:“一个女学者学术做得好,会更受人尊重。”这也是金莉对女性研究者如何应对性别不公正待遇的侧面回答。

文史哲研究者都知道,囿于学科特点,文科研究的风格是点点滴滴、增砖添瓦式,需要靠不断积累,一步一步把研究向前推进。“一条道走到黑,也就越走越亮了。”如今,金莉早已在学界站稳脚跟。大家提到美国女性文学研究,一般都会提到她。

每年圣诞节前,金莉都不忘给自己在美国的博士生导师写一封邮件,问候并汇报自己这一年来的学术成果。“我现在带博士、硕士的很多做法都承袭自他,至今受益。”可在当年,金莉读博的13门课程中12个A,唯一的一个B+就是他给的。

“他每个星期都要跟我见面,上论文讨论课。我博士论文的每一章他都认真地进行了修改。”金莉自己做导师后也把这种严格精神带到教学中,她多年坚持一个原则:学生博士开题报告改三稿,博士论文改三稿,一个学生一个方向,改一稿谈一遍,不断质疑观点和论证,使他们的论文不断完善。其实在金莉眼里,中国文化语境下的博导和博士,相当于行业里师父和弟子的关系,因为导师的学问、人品甚至教学风格,都会通过弟子一代代传下去。

有时,金莉能在这些优秀弟子身上,看到自己当年求学的影子。

大弟子报考金莉博士生时,将近40岁。他写信问金莉:“您会不会嫌我年纪大?”金莉回复:“没关系,我自己读博就是36岁。”

有一个女学生想报考金莉的博士生:“不知道我能不能带女儿读博?”金莉回复:“当年我在美国读博也带着女儿,只要你能安排好。”

2017年12月一天,金莉在名为“北外金门”的弟子微信群里发布了这一条信息,“好消息,李芳通过博士后论文答辩,祝她出站顺利!”金莉带过和正在带的28个博士、5个博士后都在这个群里,“好像一个大家庭。”

每年,这个大家庭会在两个日子相聚,一个是3月金莉的生日,一个在9月的教师节。被弟子簇拥着的金莉听着他们各自的成就,有时会想起自己同为大学教授的父亲,“父亲就喜欢跟学生们在一起,生活对他最大的奖励就是学生的理解和尊重。我也是。”

“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做些事”

连任了4届的金莉,2017年起不再是北京市人大代表了。“我刚当人大代表时,女儿才那么高吧。”从1997年到现在,女儿的个头早已经蹿过了金莉。20年间,金莉的社会身份不断增加———两届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两届全国政协委员和两届北京市学位委员会委员……

九三学社社员,高知,俄罗斯族,女性,下过乡,留过学集于一身,金莉符合党外选拔干部的全部标准。2005年,她被任命为北外副校长,分管人事、科研、研究生等。

行政职务的增加,意味着学术时间就会减少。“当了副校长,学术基本就丢了。”金莉不这么想:“校领导都是暂时的,我将来还要回到教学岗位的。”怀抱着“学术不能丢”的坚定,金莉就“自己累”。

有一年,学校组织去澳大利亚考察学习。当地一个太平绅士负责接待,在相处几天后,他对金莉感慨了一句:“你是我见过最不像校长的校长。不过,校长就应该这样。”

没有官架子的金莉更是个“超女”。曾与她共事多年的北外统战部部长张荟霖分享了一个令她难忘的细节:2013年金莉在将卸任副校长那一年,某学院想引进一个中青年骨干教师,可原单位不放,身为副校长的金莉就去对方单位做工作。出发当天上午,金莉还独自去医院做了胃镜全麻检查。拔了胃镜管,下午就去赶飞机。

“实在太忙了。”惜时如金的金莉还专门计算过,每年参加北京市人大、全国政协、九三学社的会议,加起来有两个月。她不觉得开会就是履职,要有实际行动才算真正履职。2007年,时任九三学社北外支部主委的金莉在校内发起一项助学活动:在本科二年级学生中选一名家庭贫困、学习良好品格端正的大学生,每年资助4000元~5000元直到大学毕业。资助款采取支部内自愿捐款的形式,不足部分金莉补齐。到现在,九三学社北外支部已经资助到第四个大学生了。

更看重学术,不意味着金莉对行政工作表现懈怠。“既然在那个位置上,就要尽职尽责。”2006年,金莉参加中央统战部组织的一个学习班,行到苏杭时,学校来电话,金莉分管的科研工作有一个紧急任务。她马上去找带队负责人请假:“不好意思,我要早回去两天,学校有事。”旁边有人悄悄跟她说:“这是在考察新的全国政协委员,请假会有影响。”她不假思索道:“无论什么委员,都要把本职工作干好吧。”

事实上,2007年金莉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后,才真正开始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和民族界人士打交道,随着民族意识的增强,“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做些事”的想法愈发强烈。

10年履职期间,金莉随全国政协调研组走过为数不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她调研发现,“少数民族地区有不少人初高中毕业后不是辍学就是进城打工。”劳动技能的缺乏,让这些低不成高不就的年轻人不能享受就业的便利,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金莉建议,“少数民族地区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在教育结构、专业设置、具体内容、学制、办学形式等方面探一条适应实际的路子。”“加大对农村与少数民族地区中等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

在2017年上半年,全国政协民宗委召开的征求委员意见的社情民意会上,金莉提出希望多关注少数民族大学生培养问题。民宗委主任朱维群说:“正好,今年专委会有这个调研选题,你一定要参加啊。”于是2017年10月,金莉随专题调研组去上海、浙江一些高校调研少数民族大学生高校培养情况。她用不变的山东口音缓慢说出一个清晰的观点:“可以扩大类似内地新疆高中班的规模,让少数民族学生在进入大学前,尽早接触汉文化,民族融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方面多交融,一方面也要留住少数民族的根性特色。”

提升女性地位的路还长

此前,金莉跟少数民族唯一的来往,还得回溯到刚回国的1994年。当时北外英语系的吴青教授(冰心的幼女)问她:“我们在湘西凤凰县有一个针对女童助学的希望工程,你愿不愿意参加?”有着很深农村情结的金莉一口答应了。“那好,算你一个!”

金莉资助的是湘西农村一个苗族小女孩。一两年后,金莉给凤凰县希望工程办写信,要到了小女孩的地址,她直接联系寄钱、寄衣服、寄书本。连续资助了10年,先后资助过小女孩和小女孩的妹妹弟弟。金莉就一个要求:“每学期给我写封信,跟我说说你这学期的学习体会。”后来,这家的三个子女都辍学进城打工去了。这给金莉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另一个故事,版本类似,结局或有不同。20世纪70年代,金莉在农村下乡当民办教师时,村里一个小女孩被父亲拦着不让读书,理由是没人看弟弟。金莉跟她父亲说:“可以背着弟弟去上学,弟弟可以在教室后面玩。”在她坚持下,小女孩一直读到了初中。后来,长大的女孩辗转找到金莉,诉说这些年教育给她的工作、婚姻带来的改变时,忽然哭了起来:“你改变了我的人生。有文化和没文化非常不一样。”令金莉唏嘘的是,教育让一个农村女孩的人生从此有了不一样的书写。

虽然从事美国女性文学研究多年,但在谈到中国女性现实地位时,金莉还是能轻易列举出一些投射着人们意识深处男女不平等观念的现象。金莉是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在这个会员规模庞大的组织里,好多人都认识金莉,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曾有许多年,她是坐在主席台上的唯一女性。“女性地位的提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尽管金莉这些年的自立自强的奋斗经历,已经是对中国女性地位提升的一个完美注脚,但她还是无法停滞下来。

谈到最近的工作,金莉正在写一本美国女性文学史,并签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金莉带着三个人一起做的。金莉语调轻松地透露了进展:“我自己20万字的部分写完了,已经改了两遍。”既是王佐良外国文学高等研究院院长,还是北外《外国文学》CSSCI来源期刊的主编,卸任后的金莉这些年依然特别忙,但她做学术的弦还没松,每天,每年还在不断“向前一步”。说到新年计划时,她嘟囔着:“今年是不是该报一个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