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一批人,影响一代人”

从事科研63年,著书8本,侯云德1990 年独自编著的 105 万字的《分子病毒学》,至今仍是我国分子病毒学界最为全面系统的经典专著之一。甲流、寨卡……近年来每逢突发传染病来袭,防控专家仍要不时去翻开这本厚厚的书,追溯陌生病毒的“前世今生”。

“做侯老师这么多年的学生,没见他发过脾气,做他的学生很幸福。”金奇告诉记者,发表论文和报送奖项时,侯云德总把学生的名字写在前面,自己的名字写在后面,参加会议或接受采访,他总是把发言机会留给后辈,而在工作生活上的琐碎小事儿,侯云德却总是亲力亲为。著作和论文,他自己一字一句的从头撰写,从不假手于人,60多岁学会了用电脑打字,后来上了80岁,出国开证明他却总要自己去,不愿麻烦学生。

侯云德与学生在一起/资料图片

30多年来,侯云德共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 200 余名,其中许多都已成为我国病毒学和生物医学领域的优秀领头人。而对同行,他同样倾力帮助,毫无保留。

1976年,临床级人白细胞干扰素研制成功,他就将全部技术传授给了北京、四川、上海、广州等有关单位的研究人员。

1980年,侯云德从加拿大考察回来,带回一些基因工程研究必须的酶试剂。这些试剂国内不能生产,又无法直接向国外购买,可以说比金子还要贵重。但他当即写了一份报告交给当时的所领导,开列了所有试剂的品名和数量,表示愿意在节约使用的原则下与其他研究室共享。这份报告很短,只有几百字,但却使领导感动不已。

1982年,侯云德建立了一系列基因工程技术后,所内外不少人到他的实验室去学习,他总是热情地传授,从不留一手。有人认为他这么做不利于保持本室的技术优势,他却很不屑。

“侯老师常说:保持优势不能靠把持技术,要靠不断创新再创新。”段招军说。

事实上,在他担任所长或主任期间,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成为了上世纪8、90年代国内外知名的医学病毒学研究中心、科研成果转化中心和人才培训中心。

“侯院士培养了一批人,影响的却是一代人,中国科学界需要更多像他这样的人。”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竺如是评价。

在同事和学生的眼里,常年忙碌的他,几乎不过周末,也不喜欢热闹,他把全部时间都投入到了工作里,“每天起床就是到书房工作,一直到很晚,偶尔做做饭、看看电视就算是一种消遣。”

武桂珍告诉记者,所里给侯云德配了一部红旗车,用的年头太长实在需要淘汰了,他和武桂珍说,“换个有轱辘儿的就行。”生病化疗期间,所里的老师打电话说要到医院看他,问他需要点什么,他想了想说,“给我包点饺子吧。”

进入人生第89个年头,侯云德体力已经大不如前,但他仍每天坚持上网收集全球最新的科研成果资料,编制生物信息数据库, 提供给重大专项和所里同事参考,从2001年到现在,算起来已经出了 555 期,加起来已有数百万字。

面对记者的访谈,听着同事、后辈回顾过去的那些辉煌岁月,侯云德没有激动,像在听别人的故事,但对“病毒”这个字眼,他的弦儿始终绷得紧紧的,“病毒时刻在变异,旧的还没退去,新的又变异出来,那可是会影响社会稳定的大事,一刻都万万不能放松!”。

侯云德写过这样一首明志诗:双鬓添白发,我心情切切,愿将此一生,贡献四化业。当下,他最关心还是即将于2020年结项的传染病重大专项,到那时,他就91岁了。

“传染病防控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了,而降低艾滋病、乙肝和肺结核的发病率和病死率也是我的心愿,更是我的义务。”可敬的老人始终铭记着科学家的责任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