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罗马共和

因为土地。

《迦太基废墟中的马略》，1807，约翰·范德林，布面油画，纵221厘米，横174厘米，现藏旧金山美术博物馆，描绘罗马“内战时期”，军事巨头马略被苏拉赶走，被迫流亡的情形。

一个半世纪的海外征服，罗马的权贵们将巨量的奴隶和财宝带回本土，产生了大规模的“奴隶大庄园农业”。“大庄园”的效率技术远超小农，以致大批小农破产，并将土地卖给权贵富豪，加剧了土地兼并。罗马平民，渐渐成了罗马贫民，最终成了罗马流民。

罗马政治没有调节土地兼并的能力。罗马本有一条将征服所得的土地在贵族与平民间公正分配的古老法律，但从未被执行过。凡是想执行的人都会被刺杀，如格拉古兄弟。因为，在王权、贵族、平民三种力量中，最强大的还是贵族。从公元前232年到公元前133年的一百年间，罗马共和国的200名执政官出自58个贵族世家。这种可以“造王”的世袭贵族，在中国称之为“门阀”。能对抗“门阀”的只有“军阀”。因为只有军阀能够从对外战争中拿到土地，也只有军阀能强迫元老院给士兵分配土地。正因如此，罗马流民最终投奔了军阀，为国家而战的公民兵变成了将军们的雇佣兵。

罗马拥有地中海世界的巨大财富，为什么不能拿出一部分集中解决贫富差距以防止国家分裂呢？史书归罪于罗马贵族生活奢侈天天办宴会。这不全面。破产农民虽在罗马城里四处游荡，但他们毕竟有一张选票。罗马执政官一年选一次，贵族争相赞助大型节庆、角斗与宴会，就是为了争取这张票。办庆典总比分配土地容易得多。

贵族虽然富有，但年复一年的竞选花销仍然不够用。很多贵族因搞政治而破产，凯撒就曾欠下一身债。因此，各行省的包税商、工程商、贸易商、高利贷商就开始纷纷出面。财阀们往往两边下注，不光投资元老，也投资军头。前三头后三头之间的密约，没有一次不是在财阀的牵线搭桥中完成的。财阀们的金钱，源源不断流入罗马军团，烈火浇油，将党争演化成内战。五十年中的四次大内战，将地中海变成了无政府状态。混乱绝望中，罗马人民最终选择投票支持屋大维将共和变成帝制（前27年）。[13]

这并非他们不爱自由，而是自由没有给他们带来平等、富足和安全，自由的空论不能解决人民的根本关切。如罗马的贫富分化问题；如士兵们流血一生分不到土地的问题；如腐败的外省总督与包税商勾结而得不到监督的问题。这些事，元老院有200年的时间，却从未想过解决的办法。试图解决问题的反倒是军阀们。例如屋大维设立军事财库，集中支付所有士兵退役后的土地和现金，把士兵从多头依附中解脱出来；他还第一次派遣了中央控制的行省级财务官替代包税人。凯撒也曾计划排干罗马附近的庞普廷沼泽，为数以万计的贫农提供耕种的土地；还想开凿科林斯运河，把亚洲商业与意大利经济整合起来。如果真能完成，会延缓日后的东西罗马分裂。但罗马“共和之父”西塞罗滔滔不绝地批判说，这些工程与维护“自由”相比微不足道。这是专制君主“好大喜功”的象征，是迫使人民“流血流汗、甘当奴隶”的明显标志[14]。

西塞罗半身像，西塞罗依靠雄辩术成为大律师，最终以法律领袖的身份赢得竞选，成为第一个非贵族出身的执政官，一度被尊称为“罗马国父”。

不仅雄辩家们滥用“自由”，军头们也滥用“自由”。在军头们眼中，“自由”的含义就是不受任何政治制约。当某个派系在元老院占了上风，反对派就宣称其“压迫自由”，理直气壮地起兵造反。庞培宣布马略派是暴政，于是招募了一支私人军队，而私军是违法的；凯撒宣称庞培党迫害了自由，于是带着高卢军团跨过了卢比肯河，而军团是属于国家的；屋大维自己造反，成功后却在铸币铭文中将自己刻成“罗马人民自由的维护者”。

屋大维半身像，现藏慕尼黑古代雕塑展览馆，作为恺撒的财产继承人，屋大维19岁起兵，32岁时结束分裂，47岁前完成了罗马帝国的制度建设，成为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

自由，成为不同利益集团无限斗争的借口。

归根结底，共和政治想要达成共识而不使用暴力，只能在罗马早期“中等冲突”时管用。当贫富差距扩大到没有机制能进行结构性调整时，中等冲突就变成了你死我活的大分裂。弥合它的，不是票决政治，只能是政治家们进行结构性改革的自我牺牲精神。

保卫自由的，从来不只是“自由”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