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向母亲保证“绝对走在您后面”，但他没有告诉母亲，就在这个冬天“最冷的那天”，他分明看到自己咳出了血块

1996年，就在王书国在矿上满心欢喜地干活儿时，正在函授本科的郑忠友在医学书中得知一个新名词：尘肺病。他突然明白，村里的“怪病”原来是与矿井有关。

20多年间，郑忠友治疗尘肺病的消炎药换了好几茬，救命的强心针也用过了“上百支”，但没有什么能阻挡死亡的阴影逐渐压向整个村子。

他接到过无数次尘肺病患者家属的电话，记得半夜里那些“丢了魂儿一样”的求救声。村里人都清楚，半夜响起的摩托车轰鸣声，一定是郑忠友正在赶往某个尘肺病人家中。

这些需要在家治疗的病人已经很难下床，需要日夜守着制氧机，他们的生活半径，只是一条几米长的橡胶管。

到了晚上，因为发热，制氧机每隔几十分钟都要暂停工作5分钟，这时他们只能把碗口粗的管子罩在烧开的热水壶上，用水蒸气代替氧气。

“热气能把喉咙里的痰化开。”一个病人指着自己的喉咙说。

因为躺下就会憋得无法呼吸，他们只能整夜靠在墙上休息。即便这样，他们也可能随时被突如其来的咳嗽或憋气惊醒，“每晚最多睡两三个小时”。

这种折磨已经让村里的8个尘肺病人选择了自杀。其中一个下肢瘫痪的病人，为了上吊，把自己挂在卷拉门上，然后用遥控器把铁门升起。

王书国的侄子王传堂也目睹过自己的哥哥自杀。2002年，哥哥吞下3大包老鼠药，在他面前“整整抽搐了十几分钟”后，痛苦地死去。

这个场面让王传堂“十几天都睡不好觉”，但同样患有尘肺病的他，有时也会羡慕哥哥，“家里的负担轻了，女人趁年轻也能再找个好人家”。

“爹娘只剩我一个儿子了，我今天死，明天他们就活不了。”王传堂把自己能够活到现在的原因归结为“心态好”。 两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就住在院子的偏房里，大儿子去世后，他们多数时间都沉默不语。

每天睡觉前，因为适应不了晚上的凉气，王传堂会连续咳嗽两个多小时。这个时候，他的母亲会一直站在窗外，直到听不到儿子的咳嗽声。

王传堂知道这些。“我娘做不了什么，但她一句‘你没事吧’，我心里就好受得多。” 他别过头，红着眼睛说。

他向母亲保证“绝对走在您后面”，但他没有告诉母亲，就在这个冬天“最冷的那天”，他分明看到自己咳出了血块。

王书国没有那么多负担。他的父母早已去世，儿子也已经成家，现在他考虑最多的事，就是如何死去。

他经常看着门前那段不足100米的山路，推测自己剩余的生命。“山下两个尘肺病人，需要歇两次才能走完这条路之后，不到一年就死了。”他张开手臂比画路的长度，“我现在也要歇两次，活不过明年冬天了。”

王书国也目睹过大侄子服毒时的场面，这让他打消了喝药自杀的念头。“农药都买好了，但是看到他痛苦的样子，我害怕。”他也尝试过割腕，可是割到一半，又觉得“太疼”，停了下来。

最终，他设计了一套满意的自杀计划。“煤气。”他指了指脚下的火盆，露出不好意思的笑容。

这些每次回家都会杯盏交错，大笑着谈论挣钱的男人，几乎一夜之间都苍老了

在郑忠友的诊所里，和输液的尘肺病男人一样多的，是陪伴他们的妻子。这些女人中，郭秀芹是最常出现的一个。

这个42岁的女人先后嫁了三任丈夫，前两任都因尘肺病去世，而现任丈夫也刚刚被确诊为尘肺病。

她还记得，1998年，第一任丈夫李光山曾去市里的医院检查过。医院没告诉他什么病，只是说时间不多了，让他“回家后啥好吃啥，啥好穿啥”。

从医院回家后，李光山少见地带回了礼物。

“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给孩子买了一箱方便面。”郭秀芹垂下眼睑，放缓声调说。

那个时候，每个家庭都在积累财富，整个村子还沉浸在“过上好日子”的希望中。村里的年轻女人也不再只会埋头劳动，她们有的换上了鲜艳的衣服，有的甚至涂上了口红。25岁的郭秀芹也开始觉得“原来活着这么有意思”。

这个被村里人称作“美女”的女人当时并不知道，那两样贵重的礼物并非她幸福生活的开始，而是她作为尘肺病人妻子漫长日子的起点。

3年后，李光山成为村里第一个因尘肺病死亡的男人。

李光山去世两年后，郭秀芹改嫁给了丈夫的二哥李光秀，可很快，李光秀也因尘肺病卧床不起。在经历半年“整日整夜的哀嚎”后，他在一个冬日下午，“吞下一整碗排骨汤，头一低就死了”。

这时郭秀芹已经习惯每天晚上随时起床，给丈夫喂水，也习惯了在山上砍柴时，中途跑回家给需要“少食多餐”的丈夫做饭。她甚至习惯了“每天看着一个人承受这么大的痛苦”。

如今，她坐在自家院子里，皮肤枯黄，眼泡浮肿，头发胡乱地散在肩上。她把刚刚砍下的几捆树枝码成一排，然后生火洗菜。一旁的现任丈夫正在看着对面的大山，晒着太阳。

“过去男人对我来说就像大树，现在对我来说可有可无。”郭秀芹摆弄着手中的菜叶，淡淡地说。

李光山死后，村里越来越多从矿上回来的男人开始“连家门口的上坡都翻不过去了”。

他们很快都确诊了自己的病情。这些每次回家都会杯盏交错，大笑着谈论挣钱的男人，几乎在一夜之间都苍老了。有时他们也会围在火炉旁聊天，只不过，这时的话题已经变成“肺气肿”“肺大泡”，还有“肺穿孔”。

他们这时才知道，那些数年前就被吸入肺泡的灰尘，在肺里沉积，最终会要了他们的命。

“钻机一开，整个矿道里全是灰尘。”王传堂咧咧嘴，描述在矿上的工作场面，“100瓦的灯泡，只能看到红丝”。

每次从矿道出来，他吐出来的都是“黑疙瘩”。在农村见惯尘土飞扬的王传堂，全然没把这样的环境放在心上：“不就是点灰么，两口痰就全吐出来了。”

在金矿，工种是分等级的。“背脚”的负责把矿石背出矿道，“碴工”是用矿车清理炸碎的石头。最挣钱的是“钻工”，上世纪90年代初，打一天钻可以收入50元。他们负责在矿道截面上打洞，是接触粉尘最多的工种。

和村里的同龄人一样，在从医之前，郑忠友也在金矿打过3年工。在先后做了1年多的“背脚”和“碴工”后，他终于抱上了钻机。

可当他揣着打钻4个月挣来的几千块钱回家过年时，在从矿上下山的路上，被劫匪抢得身无分文。“又饿又冷，搭了一个星期的顺风车才到家”。

这次“真刀真枪”的经历让他再也不敢踏进矿山，转而重新拾起“做医生”的梦想，在家自学医术。

如今，在“接触过村里九成以上的尘肺病人”后，他时常感叹“还真得感谢那几个抢我的老乡”。

“如果在矿上再多待几个月，我可能早就死了。”坐在诊所里整洁的办公桌旁，这个戴着眼镜正在开处方的医生抬起头，挑起眉毛说。

郑忠友不是村里唯一“幸运”的人。在那个所有人“做梦都想上矿”的时候，村里有些“头脑不太灵光”的人宁愿在家“借钱生活”，也不愿出门打工。

那时每到过年，亲戚邻居一块吃饭时，这些“窝囊人”甚至都不会被请上台面。从矿上回来的王传堂也承认，自己“从来没正眼看过他们”。

“现在他们至少有个好身体，都去建筑队打工，家里早就盖上楼房了。”王传堂坐在自己的土坯房前，指着山下新盖的楼房说。如今，他后悔自己当初没能“懒一点”，“要饭都比去矿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