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我可怜？”王书国从椅子上站起来，“我没房子，来看我的志愿者也少。”

这个冬天的每个周末，王传堂都要“追着太阳生活”。上午，太阳漫过东面的山坡时，他拎着凳子走出阴冷的屋子，开始坐在门口享受阳光。到了下午，因为西面的山太高，王传堂开始跟着未被遮去的阳光，在一条弧形的轨迹上移动。不到下午4点，他已经被逼到院子的角落，那是最后一缕阳光照射的地方。他抬头看看快要消失的太阳，无奈地提起板凳走进屋里，蜷缩着身子坐到火盆旁。

3个月前，这个“追太阳的男人”曾坐在村委会的办公室里，盘问前来采访尘肺病的中国青年报记者，查验记者的证件。那时他靠在椅子上，扬起下巴，眼神里充满不屑，丝毫没有一个尘肺病人身上常见的虚弱。“证件看不清，不能采访。”他最后认定。

“干部要有个干部的样子。”提到阻拦记者采访的事，去年年初刚当上村委会文书的王传堂忽然严肃起来。

他把当上村委会干部当作“这辈子最后的荣耀”，只是他不知道这份荣耀还能持续多久。镇上每两个星期一次的例会让他吃不消，骑着摩托车来回行驶30公里的山路，“太容易感冒”。

镇政府的会议室在3楼，因为不想让人看到自己气喘吁吁的样子，他“每次不是第一个到，就是最后一个到”。

事实上，这个只有5个人的村委会，其中3个都是尘肺病人。工作中，他们跟普通的村干部没有太多区别。在石佛寺村民的议论里，他们总是跟低保、养老保险、村工程等话题联系在一起。而在那次3个月前的采访中，正是另外两个患有尘肺病的村干部把记者架到摩托车上，带离村子。

这些干部工作的村子，原本是个小镇。2014年年底原石佛寺镇被撤掉，由之前镇政府附近的两个自然村合并成现在的石佛寺村。

从山阳县城出发，公交车在回形针般的山路上行驶4个小时后，才能到达石佛寺村。在这条3年前才修通的公路上，全程只遇到了个位数的车辆。

村口竖着一块石牌，上面刻着：陕西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村。

这个曾经的乡镇，只有两排不到200米长的门面房：一侧是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土房子，另一侧则是与公路一起修建的二层楼房。

清晨，整条街上，只有几个老人和中年男人在马路边围在火堆旁烤火，相互沉默。

撤镇之后，街上唯一一家旅馆生意急转直下。“大半年只有不超过10个客人，都是志愿者和来采访的记者。”老板娘张开手掌，比画着说。

在这个死气沉沉的村子里，医生郑忠友是最忙碌的人了。

“现在村里谁都没他有钱。”一个正在室外输液的病人，望着马路对面的诊所感叹道。

郑忠友的诊所坐落在一个现代化的小区里，与土房子的旧街道隔着一条河，几排6层高的住宅楼楼顶立着几个大字：“陕南移民搬迁工程”。那里路灯、广场、健身器材等设施一应俱全。郑忠友小区里的邻居，大部分是在建筑队打工的人和煤窑的矿工。

小区也是石佛寺村的尘肺病人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几年前他们打赢了跟金矿的官司，每人获得1万元到5万元不等的赔偿金，几个尘肺病人用这些钱在小区里买了房。

“80平方米的房子只要两万元，省点看病钱，给孩子留个房子。”王传堂也买了一套，但始终没钱装修。

对于那些没在小区买房的病人来说，有了房子的人，根本不够“困难”。

“谁有我可怜？”在自家的土房子前，王书国激动得从椅子上站起来，“我没房子，来看我的志愿者也少”。

在石佛寺村，几乎每个尘肺病人都会抱怨自己遭遇的不公：有人病情没有自己严重，却从志愿者那里多得到一桶油；有些人在山下买了房子，但还享受低保……

“虚伪。”王书国想了一会儿，说出了这个词。

和叔叔不同，王传堂说他不在意这些得失。“志愿者送的是爱心，咱不能强求。”他扬起手在空中绕了一圈，“你看我家前后左右的邻居，都有人给他们送了制氧机，就我没有”。

在尘肺病人的抱怨中，郭秀芹是被议论最多的人。她在去年10月被媒体报道后，村里几乎所有尘肺病人谈到她时，都会连忙摆手，小声嘀咕：“嫁了3个男人都是尘肺病，花死人钱呗。”

“她家装的可是防盗门。”提到郭秀芹，有人撇了撇嘴说。他指了指自家的房子，上面嵌着的还是20年前的木门。

有人猜测：“她带着记者到村里，自己肯定收了不少好处。”

这让郭秀芹心寒。她还记得，村里人原本不是这个样子。那时还没有人患上尘肺病，虽然贫穷，但每到冬天大家都会围着柴火堆聊天。谁家有个困难，借钱借粮也不过是一句话的事儿。

更重要的是，那时她还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时间长了，就不管他们有没有病了。”一个健康的村民说

郭秀芹的第二任丈夫是2011年去世的，那是村里尘肺病患者死亡最多的一年，一共8人。也就在这一年，他们工作过的陈耳金矿“被掏空了”。因为很难再炼出黄金，矿山最终被承包给了私人。

矿工们还记得当时的情景。30年前，这个金矿的第一声爆破响起后，一批批年轻农民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地涌进矿道。几年后他们走出矿道时，却都拖着虚弱的身体。石佛寺村的男人，也只不过是这些不断更替的年轻人中的一小部分。

王书国和他工友也曾作为数据，被写进卫计委《2014年全国职业病报告》里。报告称中国有70多万尘肺病人。

这些尘肺病患者中，有人是煤炭工人，他们挖出的煤炭装满一列列火车，再被运到电厂、钢厂，最终转化为不断上升的GDP。也有人是建筑工地的风钻工，他们钻出的桩孔，被灌注水泥后，成为一座座摩天大楼的支柱。

可这些与他们都没什么关系，他们只能在无法劳动后回到农村的家，用逐渐变硬的肺艰难呼吸。

王书国也一直守着自己的家，那里有3间土坯房子，一头见人就嗷嗷要食的猪，还有4只到处寻找馒头屑的瘦鸡。

2004年查出尘肺病时，这个家就是现在的样子。矿上打工存下的积蓄没有换回一块瓦片，只有堆满床头的药瓶子。

“好在医保可以报销一部分医疗费了”，王书国感叹着社会的变化，“这是最好的政策。”

可这个政策也无法支持他越来越难的呼吸了。据原卫生部的数据，自上世纪50年代建立职业病报告制度以来，中国已有累计超过14万人死于尘肺病。

也许病人太多，也或许见证过太多次死亡，在石佛寺村，尘肺病似乎已经不那么令人恐惧了。两个患尘肺病的村干部每天仍然要骑着摩托车巡视村子，一个刚过30岁的病人也会在酒桌上喝得酩酊大醉。

“时间长了，就不管他们有没有病了。”一个健康的村民说。

医生郑忠友也已经熟练掌握了尘肺病治疗的方法。“必须固心，他们很多都是死在肺心病上。”他一本正经地说，诊室里两个正在输液的尘肺病人，正安静地坐在椅子上。

1988年，高中刚毕业的郑忠友和老乡一起去河南“偷矿”。有一次，他背着满袋子的矿石往山下狂奔时，看到了半山腰上正在轰鸣的大型机械。打听得知，这是刚投产不久的陈耳金矿，在恳求下，他最终留下做了“背脚”。

那时郑忠友还不知道，他是石佛寺村第一个发现陈耳金矿的人。

当时在家一天只能挣不到1块钱，而金矿的工钱每天有10元。郑忠友迅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村里人，他以为，自己的新发现，将会给全村人带来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