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为他凑了400美元路费

梁启超曾对梁思礼说，自己准备60岁时开始推掉一切社会活动，集中精力亲自教授梁思礼和他的哥哥、姐姐。然而，父亲“食言”了——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永远地离开了人世，那一年，“老白鼻”不满5岁。

1966年“两弹结合”成功后，梁思礼（左二）与聂荣臻（左五）、钱学森（左四）等在发射现场合影。

2月17日，北京各界和广东旅京同乡会在广惠寺举行公祭，全场500多人一片呜咽，只有“老白鼻”以为常常把自己放在膝头的父亲是睡着了。

梁启超一生没有什么积蓄，他去世后梁家经济很快紧张了起来。为了维持全家的生活，梁思礼的母亲王桂荃不得已将家里的旧楼给卖了，后来又将新楼出租。

梁思礼在天津读完高中后，在母亲朋友的帮助下，申请到了美国明尼苏达州嘉尔顿学院的奖学金。母亲变卖了一些家中值钱的物件，尽最大努力东挪西凑了400美元给儿子做路费。1941年梁思礼登船赴美留学，母亲把买完船票余下的100多美元包好，揣进梁思礼的口袋，临行前她告诉儿子：“我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今后一切要靠你自己了。”梁思礼去美国仅半个月，“珍珠港”事件爆发，美日宣战，从此中美之间的通道被全部切断，他和家人也彻底失联。在美留学8年，梁思礼从未得到过家人的接济。

怀揣着“工业救国”的理想，梁思礼寒窗苦读，于1949年在辛辛那提大学拿到了自动控制专业的博士学位。留学期间，他是个地道的穷学生，平日在学校食堂当洗碗工，假期去罐头工厂流水线当工人、当水上救生员等，靠勤工俭学养活自己。直到读博士时，由于为美国军方研究所做课题，才有了一笔并不宽裕的工资，月薪大约200美元。

1949年9月，梁思礼登上邮轮动身回国。他随身携带了一个业余无线电收音机，竟然在轮船上听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新闻广播。他把这个消息告知船上的同胞，进步学生们欣喜若狂。当听到国旗是五星红旗时，大家便找来一块白床单用红药水染红，中央放置一颗大黄五星，四角各放一颗小黄五星，权做国旗，还举行了别开生面的庆祝会。

生男为“凯”，生女为“旋”

1956年10月，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梁思礼被任命为导弹控制系统研究室副主任，是钱学森院长手下的十个室主任之一。从此，他将全部身心都融入发展我国导弹与火箭的事业之中。

令梁思礼永远难忘的是1962年的一次导弹发射试验。当时他站在离发射阵地仅两公里远的吉普车旁，聂荣臻元帅坐镇在5公里以外的帐篷前，这颗导弹刚起飞就掉了下来，距发射点只有300多米。梁思礼立即奔向爆炸地点，望着深深的大坑，心痛万分，几天吃不下饭。

在这次试验前，他与快分娩的妻子赵菁告别时说：“若生男取名‘凯’，若生女取名‘旋’。”他盼望着凯旋而归，试验虽然失败了，但他仍给女儿起名“旋”，他相信今后一定会成功。果然，1964年，梁思礼作为控制系统的主要技术负责人，参加了第一个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地地导弹的研制，一举发射成功。

梁思礼在长期从事导弹控制系统工作的实践中，深切体会到质量和可靠性的重要性。他首先提出“质量和可靠性是设计出来的，不是统计出来的；是生产出来的，不是检验出来的；是管理出来的，不是试验出来的”。长征二号运载火箭首飞因一根导线断开而导致坠毁后，梁思礼积极推行并领导实施了一系列质量控制和可靠性保证措施，使“长征二号”的可靠性大大提高。自1975年后，连续成功地将23颗返回式遥感卫星送上天。我国导弹和运载火箭使用的是质量不太高的元器件，发射成功率却位于世界先进水平，在国际上赢得了很高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