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与古代书院

拨开历史的枝蔓，品味斯文的意蕴，不难发现“斯文”与古代书院休戚相关，其关联就在于古代书院作为我国今天大学的“前身”，是从事人才培养的学府机构。因此，古代书院对“斯文”可谓是推崇至极，斯文在书院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可以说是古代书院的精髓之一。至今，湖南大学校园内的岳麓书院崇道祠还有一块匾额，上面写着“斯文正脉”四个大字。在岳麓书院讲堂的门上，有一幅由山长旷敏本撰写的对联，“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余数，陟岳麓峰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君亲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由此，“斯文定有攸归”构成了岳麓书院的传统和标志。

斯文在古代书院中的印记还不只是岳麓书院这个“特例”。譬如：浙江东明书院的“斯文正印，起千年豪杰之思”；浙江仁文书院的“岳峙层霄，海内斯文尊北斗”；江苏东林书院的“德邻广雅，风培百粤振斯文”；安徽还古书院的“继往开来，莫把斯文正脉视属等闲”；湖北问津书院的“江河同万古，斯文有幸见迥澜”；江西鹅湖书院的“斯文宗主，继往开来”；海南至公书院的“荡胸生层云，天为斯文开别境”；四川东山书院的“万古斯文开道脉”；西安关中书院的“斯道中天阁”以及山东曲阜孔庙牌匾上的四个大字“斯文在兹”等。从古代书院这些匾额楹联的岁月痕迹中，无不说明斯文与教育的紧密关系，儒学大师和门生无不对斯文敬重有加，因为斯文指向的就是培养人的目标，是书院的行为准则。

由此看来，斯文承载了书院的历史使命和精神气质，斯文在古代书院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或许可以解释书院在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繁荣的原因。王日藻在《嵩阳书院碑记》中称道，“夫五代日寻干戈，中原云扰，圣人之道绵绵延延，几乎不绝如线矣。而书院独繁于斯时，岂非景运将开，斯文之未坠，以始基之欤！”可以说，“斯文之未坠”既是古代学人对书院的期待，也是书院的内在价值与精神，更是中国古代书院理念与制度的体现。书院旨在培养德才兼备、文质彬彬的“君子”，而“君子”的精神气质就在“斯文”之中。以君子之道培养斯文之人，以君子之道去改造整个社会，维护社会的和谐；用君子之“斯文”去形成社会风骨，促进整个社会从愚昧残暴走向文明礼制。古代书院以培养“君子”为己任，其核心思想便是继往圣、开来学、传道统。在《重修岳麓书院图志卷一》中记载道：“道统之传，自尧舜至于孟子而绝，此斯文之一厄……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岳麓之兴本于朱张，朱张之学本乎道也。首之以圣学统宗，所以原其相传之有自，又以望后来者于无穷也。”图志所言始终意在表明本书院文化源远流长，且来自圣人，所以岳麓书院有斯文道统。有道统就有斯文，有斯文就有圣学，有圣学才有天道，有天道才能达至儒家“学达性天”的最高理想。正因如此，岳麓书院才被赋予“斯文正脉”的称号。显然，它既是一种浓烈的文化归属感，也是一种庄严的文化自觉心。如果书院丧失斯文，那就是丧失文化归宿和文化自觉。斯文对于古代书院而言，可以说是书院之魂。

在古代社会，从五代始到废科举兴学堂止，书院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教育机构一直以斯文为使命，而追求斯文也是每一个学人的志趣所在。古人对斯文的追求与践行深刻体现了价值判断与实际行为的统一。《礼记》云：“人之为学，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古代教育就是通过树立“道”的权威来唤起民众自觉心，先尊道，然后学道，这是斯文的路径。直到近代，斯文日渐“消逝”。但事实上，斯文的丧失并非书院自己造成，而是由书院所一直依赖的政统体制和一批盲目无知的文化激进分子造成，戊戌变法中直接废书院是一个转折点。1923年底，胡适应邀在南京东南大学作题为《书院制史略》的演讲，其中借书院改造现代大学的思路中慨叹：“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的渊源，惟书院是赖。盖书院为我国古时最高的教育机关。所可惜的，就是光绪变政，把一千年来书院制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要知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譬如南菁书院，它所出版的书籍，等于外国博士所做的论文。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这一不幸不仅仅是指书院的消失，连同书院所创造的一切精神和传统皆被毁灭，书院精神和传统都被毁灭了，“斯文”还能在何处安身呢？由改革派先弃斯文，再到书院被废以致斯文不存，最终导致了“失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