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与古典大学

中有古代书院，西有古典大学。从历史渊源上来说，如今的现代大学正是从西欧中世纪古典大学演化而来。纵有万里之隔，但中西古代学人的精神气质却是相通的。中国古代书院传习“六艺”，推崇斯文，以培养君子为己任；西方古典大学则延续“七艺”，追求博雅，以培养绅士为目标。中国人讲“斯文”，西方人讲“博雅”。虽然说法各异，但内涵一致。以至于可以说，“博雅”可谓是西式“斯文”。

西欧中世纪古典大学，不论是博洛尼亚大学，还是巴黎大学都在培养“职业人”的过程中，始终遵循并传承古希腊“七艺”概念下的博雅传统。英国红衣主教亨利·纽曼在《大学的理想》一书中提到，“通常我们说的‘自由（博雅）知识’、‘自由（博雅）学科’以及‘自由（博雅）教育’是大学和绅士所具有的特质。”在纽曼看来，大学的基本使命就是培养具有理想人格的绅士，即博雅教育。显然，博雅教育就是绅士教育，博雅知识就是绅士知识。如果将“斯文”译为英文，gentle一词或许再合适不过了。一是该英文本身就源于中世纪英语和古法语，有“上流社会”“出身名门”之含义，这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粗鄙、野蛮的奴隶形成鲜明对比，它是自由人阶层和君子阶层的代名词。二是上流社会阶层特点的引申义，便指“文雅的”“博学的”“有礼貌的”和“有教养的”等含义。亚里士多德将这类极具绅士品格的人称之为“大度的人”。慷慨大方、智慧勇敢、宽宏大量、正直自制、彬彬有礼、举止文雅等，已经成为西欧中世纪古典大学培养绅士的身份标识。

西欧中世纪古典大学本是无根之木，“行会组织”是它的基调。但当它为自己寻找到“博雅”这个强大的根基之后，便获得了向上增长的条件。可以说，中世纪大学从产生到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就是一部“博雅史”或“斯文史”。没有“博雅”，中世纪大学就无法延续到今天。它不仅吸收灿烂的阿拉伯文化，而且还将以亚里士多德为主的所有希腊文化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从此中世纪大学赓续了古希腊的“博雅”，它用短短两百多年（十二世纪到十四世纪）时间追上了书院文化的起点（书院文化经典以春秋算起，中世纪大学所追随的古希腊文化也大致在春秋战国时代）。

从英国红衣主教亨利·纽曼推崇的“博雅绅士教育”，到1828年《耶鲁报告》中倡导的“通识教育思想”；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推行的“名著教育计划”，到1943年哈佛大学推出的《通识教育红皮书》，以及今天的“核心课程”，都无不说明“博雅”在大学发展中的价值，而且大学还可以将其延续。恰如哈佛校训所宣称的那样，“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与真理为友”。倘若没有古老的希腊文化与基督文化作为根基，倘若没有“博雅”作为西方大学的“文脉”，西方大学的现代意义将不会存在。

现代大学脱胎于西欧中世纪古典大学。当中世纪大学尚在萌芽阶段之时，我国古代书院早已存在五百多年，并且各种书院体制、文化、组织十分成熟。然而，那时的西欧中世纪大学只不过是众多私立学校中的一部分，大学与其他学校比较起来没有任何优势。相反，大学的名声和学问都处于中下级，“在整个中世纪，一部好的，甚至是原创的、品质上乘的科学著作一直都是创作于大学之外的。”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中世纪大学是一个新兴组织，没有任何文化积累，且它是由同乡会共同结成的联盟，主要为着共同的利益而团结起来的。但是，在神学占绝对优势的中世纪里，西欧经过多次战争与动荡，很多学校组织都在历史中消亡了，唯独大学组织能顽强地生存下来。古代书院的消失和中世纪大学的普遍发展留给世人一个庄严的问题：为何会如此呢？答案只有一个：关乎斯文！如果说西欧中世纪古典大学因得“斯文”而繁荣发展，那么，中国古代书院的消亡则是由于“失斯文”而造成的。近代以来，一批激进改革派将国家落后的根源归咎于斯文，是斯文束缚了国民思想和行为，因而恨不得将之完全抛弃，钱穆在抨击此种错误时写道：“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