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发现，90%以上的城乡社区临终患者及家属愿意接受社区临终关怀服务，因为家是患者最感温馨、最为熟悉的地方，能给患者带来安全感。”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重庆市委副主委任国胜认为，基于我国目前的医疗现状及人们的传统观念，立足社区并与家庭相结合推进安宁疗护发展是比较恰当的方式。这个建议也得到了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吉林省委主委赵吉光的赞同。

赵吉光说，三级医院的主要职能是完成急危重症、疑难杂症的救治，所以不宜开展安宁疗护项目服务，但可与基层医院建立互动机制。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河南省委专职副主委花亚伟也建议，肿瘤末期患者的重度合并症（出血、穿孔、梗阻、顽固疼痛等）在二级以上专科医院、综合医院缓解之后，可回到基层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继续治疗，这既能缓解大医院的就医压力，也能大幅降低医疗费用。

实际上，以社区为中心推进安宁疗护发展，也是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专题组赴上海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调研时的共同感受。作为国内较早系统性地开展安宁疗护服务的城市，上海自2012年以来已初步构建了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重点，机构和居家服务相结合的安宁疗护服务网络。全市76家舒缓疗护试点单位，开设舒缓疗护病房300余间，累计服务临终患者7000余人次，初步估算累计减少不必要医疗支出7000余万元。

据此，全国政协委员、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刘敬民建议，由点到面，从示范点开始稳步推进安宁疗护工作。“比如，可在全国先设立20个示范点。示范点应包括各个方面，既包括城市社区，又包括农村乡镇；既有国有单位，又要有社会资本企业；既有医疗单位，又有养老和医养结合单位。示范点的分布要符合‘安宁疗护’的结构需求，统一安排、分头实施，统一步骤、分步推进。”

针对目前安宁疗护服务供需矛盾的现状，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蔡威建议，加大政府对安宁疗护病床的投入，同时引入社会资本，开设“个性化”的特需病房，从而构建多层次的安宁疗护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计委主任方来英则算了一笔精细的经济账。“在北京社区开展安宁疗护日均费用不到300元，是三级医院住院日均费用的1/10强；如果病人入院时间为30天，也不到1万元，低于三级医院例均费用的50%。有资料表明，我国健康投入的80%用于生命的最后一个月，意即临终救护占据了我国医疗支出的最大份额，这很不合理。也有国际研究证明，每用于临终关怀1美元可节省1.52美元的医疗保险费用。所以说，安宁疗护能节省巨额医疗开支、减少浪费，提高医疗保险效率。”

“安宁疗护，可以作为医疗领域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加以推进。其一方面可以缓解部分人过度使用医疗资源的现状，另一方面则可以作为医疗和老年护理事业的延伸，吸引社会资本进入，进而推动社会办医和健康服务业的发展。”黄洁夫说道。

大小医院协同破除人才困境

即便是立足社区推广安宁疗护，目前我国能够胜任这项工作的人才仍极其匮乏且队伍极不稳定，农工党中央及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组织的多次实地调研都证实了这一点。而人才队伍建设，是提升安宁疗护服务能力和水平的关键。

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去年在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调研时，该院副院长、安宁疗护治疗中心主任李玲向调研组反映，目前制约我国安宁疗护发展的最大瓶颈，一个是观念，另一个是人才。前者需要广泛的宣传，而后者则需要花大力气去培养。“对于从事安宁疗护的医护人员来说，医疗技术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人文素养。在今后的医学人才培养上，这一点亟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