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的实际领导人

许多人都把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认定为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日期。《青年杂志》的创刊地点在上海。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其创刊号上《敬告青年》的文章中明确宣告：任何不合于现今社会的事物和观念，即令它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向，皆一文不值也。”

1916年9月1日，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他在第一号中写道：“慎勿以年龄在青年时代，遂妄自以为取新青年之资格也。”这表明，作为一个“新青年”，不是年龄合适就行，而必须有新的认识、新的观念、新的作为。

同在《新青年》第一号，还刊登了李大钊的《青春》，文章号召青年人冲破“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立志创造一个新社会、新国家。

在《新青年》第五号上，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他提出，要以白话文为中国文学正宗，认为真正的文学应当“实与今日社会之情状”。从这个角度来评价胡适，说胡适是“白话文之祖”并不错，但胡适这篇《文学改良刍议》的最重要之处是他认为文学必须反映社会现状，必须言之有物。

陈独秀接着在1917年2月的《新青年》刊出了《文学革命论》一文，文中对旧道德、旧文化的开战更为明确。在陈独秀看来，尽管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建立了中华民国，标榜民主和共和，但“黑幕未稍减”，原因就在于“盘踞我人精神界限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为此，陈独秀自称“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旗上大书特写吾革命军三大主义。”这里所说的文学革命军三大主义是指：

1.“推翻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2.“推翻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3.“推翻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陈独秀的这篇《文学革命论》和胡适的《文学革命刍议》的发表，轰动了国内的文化界，被认为是新文化运动的檄文。

1917年4月21日，李大钊发起组织了中国财经政学会。这个学会是在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的过程中成立的，李大钊等人担任责任会员。它的宗旨是“研究经济学理，调查事实，以期适用于中国。”

1918年9月15日，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发表。这是周树人首次用笔名“鲁迅”发表的作品，也是鲁迅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描写了一“迫害狂”患者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活动，通过主人公“狂人”之口，指责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人吃人”的罪恶社会，预告将来的社会必是“容不得吃人的人”。

综上所述，人们把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视为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年，是有根据的。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以及其他一些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的学者、名人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也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陈独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旧称“德先生”“赛先生”），很快地掀起了一场思想革命、文化革命，沉重打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礼教、传统道德观，启发了广大群众的民主觉悟、革命觉悟，为“五四”运动的爆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

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在这里必须指出，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及北京大学成为蓬勃开展的新文化运动中心的意义。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赴任前，多数友人认为北京大学校方历来都是官僚主持校务的，所以多数友人劝蔡元培不要就任，有碍名声。也有少数友人认为，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学校长可以借此机会树立新校风，整顿教学秩序。孙中山赞成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学校长。他说：“地方当有革命思想的传播，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教育。”

在深思熟虑后，蔡元培慨然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改造学校的领导作风，充实学科、学制，倡导平民教育，首行男女同校。他采取“兼容并包”方针，大量引进新派人物，不拘一格招聘专家。在蔡元培校长倡导下，北京大学开创了思想自由的新风。

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校务期间，陆续聘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有名望的人来北京大学。这时《新青年》也由上海迁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编辑部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

在蔡元培领导下，“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两大旗帜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关于民主的含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认为它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民主精神和民主思想，包括个性解放、人格独立、民主自由权利等内容；二是指反封建反专制，认为中国要在今日的世界生存，必须放弃几千年来的帝制、官僚的统治，改为自由、自治的国民政治。关于科学的含义，也应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阐释，一是反对封建迷信，反对不科学的种种旧观念，二是向西方国家学习科学技术、科学知识，尊重科学，及所具有的科学精神，解放思想。

1918年11月15日李大钊在北京天安门演讲和在《新青年》1919年1月发表的文章，被认为是探索新路的代表作。他在《庶民的胜利》演讲中说：“协约国战胜了，同盟国战败了，世界大战结束了”，这是“公理战胜强权。”在《新青年》发表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篇文章中，热烈赞扬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预言“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8年11月16日，蔡元培校长在北京大学生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发表演说。他认为“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要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

这些都表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预示着分化的加速。一些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怀疑的人日益倾向于探寻新路。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得新文化运动中一部分人在新路上走得更远，变得更加激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