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的由来及其伟大意义

1919年1月21日，中国以战胜国身份派代表团参加在法国巴黎举行的凡尔赛会议。1月27日，会议讨论山东问题，日本认为应当继承德国的权利。英美法等国竟不顾中国代表团的要求，把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给予日本。消息于1919年5月2日传回北京，举国上下，无不震惊。5月3日，北京大学学生紧急集会，并同其他高校学生商议后决定于5月4日举行大游行。

5月4日一早，北京大学和其他13所高校的学生一共三千多人，在天安门前集合，然后举行示威游行。下午约4时，游行队伍到达赵家楼曹汝霖住宅（曹汝霖时任交通总长，被学生认定是亲日派）并痛打了刚从日本回国的驻日公使张宗祥，还火烧曹汝霖住宅。军警赶到现场，拘捕学生32名。5月5日，为抗议政府抓捕学生，北京各高校学生实行总罢课。

北京学生被捕的消息传到各地，从上海开始，全国20个省共100多个城市都举行罢课、罢工、歇业等活动，不仅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还要求罢免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三名亲日派的职务。

迫于群众的压力，除了陆续释放各地被捕学生外，大总统徐世昌不得已免去曹、章、陆三人的职务。

1915年以后新文化运动的特色

西学东渐是新文化运动开展以后带来的必然的结果。早在19世纪晚期中国清朝政府就已经派出赴西方国家学习的留学生，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又派遣了大批留学生赴日本学习。此外，自费留学美、欧、日的学生也越来越多，所以西学东渐远不是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始才出现的现象。

西学东渐实际上指如何把西方国家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带到中国来，使它们能在中国国土上发生影响，发挥作用。由于科学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自然科学，包括数、理、化、天文、地理、医、工程等领域的知识、方法和作用，也包括军事技术、装备等，另一类是人文社会科学，包括文、史、哲、语言、考古、伦理、法律、经济、教育学等。此外还包括军事理论、军事管理等。还有一些介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或兼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特色的学科，如心理、环境、规划学等等。

虽然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清朝政府已经派出多批留学生到英、美、德、日等国家去学习，还聘请外国专家前来中国讲学或担任某一部门或单位的顾问，这可以称作西学东渐的一部分，但与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中的西学东渐相比，二者有以下五个重大的区别。

第一，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派出的留学生，主要是清政府或地方督抚所派遣的，以学习技术、军事为主，并没有把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作为学生引进的意图，如果有，那也只是一部分留学生的个人行为。而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展以后，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由各省所派遣的留学生，开始关心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方法和精神的引进。这是前所未有的。

第二，在1915年以后，留学回国的学生中有愿意从事教育的，一般都能如愿以偿，因为从北京、上海到各省，大家都有发展教育，培育人才，开发民智的愿望。无论是北京或上海，还是各省会城市，都新设立一些高等学校、师范学校或高中。所以回国任教的留学生有了用武之地，他们把课堂当作了西学东渐的讲坛。这种情况在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是不多见的。

第三，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中国的政界、思想界沉闷的局面未被打破。而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的倡议下，中国的政界、思想界乃至中国社会的沉闷局面被打破，中国的前途究竟是维持现状还是另辟新路，什么是新路？是建立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还是向布尔什维克学习，都是新文化运动参加者热衷探讨的问题。

第四，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尽管清政府和各省都派出了去美、西欧和日本的大批留学生，他们回国后在技术部门、工程部门和管理部门也担负了一些职务，他们也把西方学说引进中国，但他们既没有形成一个学术中心，也没有一个类似的组织作为发动群众的中心。简单地说，他们依然是一盘散沙。新文化运动开始后便不一样了。

第五，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以来后，知识界、思想界、文化界、教育界的阵线越来越清楚了。他们之中大体上分为三种倾向：一部分正在积极探索如何建立共产党，走马克思主义道路，认为中国社会必须经过工农革命，建立新社会才能振兴，才能实现富强、自由、平等、公正。当时一批又一批有志之士，希望通过勤工俭学能到西欧国家去接收马克思主义学说。此外，也有少数人到莫斯科去领悟俄国十月革命成果。这些人中，不少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追随者。另一部分选择了广东，南下支持孙中山。还有一部分，投身于文化界、学术界，成为继续从事新文化使命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