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几乎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都课以重税的产品。我国于2005年加入《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之后，分别于2009年、2015年两次提高了烟草税，现在甲类卷烟在生产环节的税率已提高至56%。但距离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70%的标准，还存在较大差距。”全国政协委员、天津达仁堂京万红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文伟告诉记者，控烟问题多年来一直都是医卫界政协委员关注的热点，今年他也计划在全国两会上就提高烟草税的问题提交专门提案。

之所以提议继续提高烟草税，刘文伟表示，是因为根据国际经验，提高烟草税与烟草制品价格是短期内控制烟草消费的最有效措施。

“从促进公共卫生和公共健康的角度来看，对烟草制品征收消费税，一方面可以直接促使烟草制品消费量的下降，从而减少因吸烟所致的各类疾病；另一方面烟草消费税的税收也可以被政府用来增加公共卫生和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支出。比如拿出部分税收用来推动控烟项目如实施戒烟规划，进行吸烟有害健康的广告宣传，以及开展与吸烟有关的癌症治疗研究等。”刘文伟介绍道。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验研究数据表明，烟草价格每上升10%，发达国家的烟草消费量会下降4%，发展中国家则下降8%。因此，税收和价格手段在世界各国的控烟政策运用中，已经被经验性地公认为是最有效的单项控烟政策措施。比较之下，面对依然严峻的控烟形势，刘文伟认为我国烟草税的政策还不够严苛，还应该进一步通过价格和税收的杠杆作用来提高控烟力度。

“比如，设置卷烟的最低价格标准，将卷烟的最低价格限定为每包不低于10元，以此减少提高烟草税的消费替代，并防范青少年在青春萌动期尝试吸烟。”刘文伟建议。

“据了解，目前我国卷烟的市场加权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包13元。但在全国的绝大多数市场尤其是低收入地区，吸烟者仍然能够找到价格在3至5元左右的五类烟，这种极低价格卷烟的存在，削弱了烟草税政策调整在控烟方面的有效性，加强了吸烟者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的消费替代效应，并且增加了青少年初始吸烟并染上烟瘾的可能性。这种现象应该引起重视和反思。”据此，刘文伟认为，不管是借鉴国际经验还是从我国“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建设来说，都应当加强对烟草消费税专款专用的研究和制度设计。

具体来说，刘文伟建议在我国烟草税制管理中引入指数管理机制，每年根据物价上涨指数和居民收入增长情况对烟草消费税税率实行动态调整，调整的标准是保证卷烟的支付能力不得高于上一年，以保证烟草税政策在控烟方面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