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恐来袭，也是他们不愿诉说的痛

　　阿利甫在北京长大，是一名贸易公司“朝八晚五”的上班族。两岁时，在新疆驻京办工作的父母将阿利甫带到北京。

　　尽管没有怎么在新疆生活过，但他心里却一直惦记着那个远在千里之外的地方。

　　初中时，阿利甫在北京青年宫学乐器，看到有希望工程的办公室，便傻乎乎地冲了进去，“叔叔，在新疆捐一个学校要多少钱？”

　　“人家当时觉得我是小孩子，就随便说了个数字哄我，说最少也要10万。”阿利甫笑了，但又认真地说：“我当时就想挣个10万，然后到贫困地区盖个学校去。”

　　阿利甫的童年，在新疆驻京办的家属院里度过。小时候，经常看见一些从新疆来北京看病或寻求帮助的穷人。“夏天，他们常在院子里找个地方把毯子一铺，躺着就睡了。”

　　这时候，阿利甫就会变成小“快递员”。妈妈常会多做些饭，让他下楼送给那些人。

　　去年，父母知道阿利甫在运营“在北京的新疆人”的微博，十分支持。

　　“多发布一些可以帮助别人的信息，不能有过激的言论。” 阿利甫说，这是父亲对他的忠告。

　　5月22日，新疆暴恐案发生时，阿利甫正在一个超市做市场调查。“叮”的一声，他手机上的新闻APP推送了这条消息。

　　“第一反应是心如刀绞，对受难百姓特别心疼。” 阿利甫难过地说，“很多都是去早市买菜的老人，和我的爷爷奶奶一般大，就这样死于非命，太惨了。”

　　这天，也是帕提曼即将答辩的日子，原本的安排是见导师确认一些细节。早上一睁眼，就看到新疆教育学院的教师群里炸开了锅。

　　“又出事了！”帕提曼心里“咯噔”一下，立刻坐起来，翻看所有的新闻。

　　一条条新闻让帕提曼的心情越来越低落。“有多少优秀的新疆人一代一代地努力，才有了现在这样好的发展，我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去破坏？”

　　同样让帕提曼难过的，还有那种说不出的委屈。

　　“你尽力呵护的一样东西老是被别人伤害，然后让整个群体都背黑锅，让别人都怕我们，但其实大部分的维吾尔人都是善良的啊！”

　　获知消息的时候，库尔班江正在上海拍摄。“又封路了，爆炸了。”在乌鲁木齐的朋友发来信息。

　　看着手机屏幕上的几个字，库尔班江说，那种难受的感觉无法形容。“干什么的心情都没有了，就一直坐在外滩发呆。”

　　这不是库尔班江第一次痛苦的经历。2009年，他正跟着团队在兰州拍片，“7·5”事件发生了。

　　“当天晚上看到的新闻，不知不觉眼泪就下来了。”团队里只有库尔班江一个维吾尔族，一大屋子人都沉默了下来。

　　“他们都顾及我的感受，不知道该说什么。”库尔班江独自走了出去，回到自己的房间，事后，他写了一篇文章——《我们新疆依旧很美丽》。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理解。

　　在兰州拍完片，库尔班江回到北京。刚上地铁，一个维吾尔族朋友的电话打了进来。那时候，“7·5”事件刚过去4天，两个人用维吾尔语说着这件事，问候着家乡怎么样了。

　　库尔班江注意到，打电话的时候，身边座位上一个30多岁壮硕的男子一直盯着他看。走到国贸站的时候，男子要下车了。但车门打开的一瞬间，男子狠狠地往库尔班江脖子上给了一肘。下车后，还转过来恨恨地看了他一眼。

　　库尔班江自己练过拳击，还在新疆得过亚军，下车和对方打一架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就在那个瞬间，我冲他笑了，没有跟着下车。”

　　十几天后，脖子上的疼痛消失了，但心里的痛却一直也好不了。库尔班江把这件事告诉了干爹。

　　“干爹当时直接就亲了我的额头，他说，儿子，你长大了，你的力量表现于你的笑容，而不是你的拳头，这就是你和他不一样的地方。”

　　库尔班江说，“7·5”事件后，自己开始感受到了一些异样。

　　他的镜头下，有一个14岁的维吾尔族小孩。20多年前，孩子父母定居上海，他便在这里出生、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