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40年7月，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为了慰劳祖国抗战军民，来到延安实地考察。

　　他是带着怀疑来的。

　　在重庆时，他“常闻陕北延安等处，人民如何苦惨，生活如何穷困，稍有资产者则剥榨净尽，活埋生命极无人道。。。。。”，结果，在延安所见所闻令陈嘉庚深感意外，所有谣言不攻自破：“如民众生活惨苦，则所见闻都未有。资产剥夺，则田园民有，商店自由营业……”，“县长概是民选，正式集大多数民众公举，非同有名乏实私弊……”。

　　陈嘉庚看到是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三三制”：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这与实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国民党一党专制政权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全国的知识青年千里万里地投奔这片穷乡僻壤。不仅仅因为“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毛泽东语），还因为——

　　这里有民主。

　　中国共产党诞生伊始就带着民主的基因，就把民主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即使是在为民族危亡而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也一刻也没有放弃对于民主的追求，认为“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毛泽东语）。

　　在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普遍实行的这种“三三制”政权通常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实行协商民主的一种地方性试验。

　　不仅如此，目光远大的共产党还把它看成“带着推动全国建立统一战线政权的性质”，“对于这种政权性质的明确了解和认真执行，将大有助于全国民主化的推动”（毛泽东语）。

　　毛泽东在边区参议会上解释了共产党这样做的原因：“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

　　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在1944年深有体会地说，新民主主义是“照顾各阶层利益的，勿论是地主、资本家、工人、农民都要照顾”。

　　后来，“统一战线”被毛泽东概括为与“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并列的党的三大法宝。

　　1949年，陈嘉庚做出了自己的政治选择，奔赴北平，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和他一同到来的，还有一大批来自五湖四海的穿长衫的教授，工商业者，社会贤达。

　　三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离开西柏坡向北京进发。他和他的战友们候意味深长地说，我们是进京赶考，我们决不能学李自成，绝不能脱离群众。

　　群众，都包括哪些人的呢？后来国旗上的四颗小星表明，除了工农之外，还有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共产党不能脱离他们。

　　对于晋绥土地改革中出现的“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左倾”口号，毛泽东十分重视，明确指出：“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士绅，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

　　否则，和国民党还有什么两样？

　　实际上，染红五星红旗的不只有共产党人的鲜血。

　　许多民主党派成员和无畏的共产党人一样，为新生的共和国献出了生命，著名的如李公朴、闻一多等。

　　已经决定跟共产党走的黄炎培被赫然在国民党的暗杀名单上。后来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成功出走上海。他的二子黄竞武却未能幸免，于上海解放前数日被活埋。

　　解放军进入上海后，在一次座谈会上，针对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感谢解放军打进上海，把我们解放了”的说法，陈毅马上纠正说：“不要说是解放，是会师，解放军从外面打进来，你们从里面打出来，我们是共同会师。”

　　共产党实行民主的愿望是真诚的。

　　毛泽东说：“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