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是在还不具备普选条件下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能完成建国使命的。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

　　那么，还要不要人民政协？

　　其实早在协商建国完成之后就发生过类似民主党派还应存在与否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民主党派认为已经完成历史使命，有的已经解散，有的酝酿解散。1949年12月，救国会自行宣布光荣解散；民进也准备召开大会解散；九三学社也准备酝酿解散；1950年农工党也发生了废存的争论。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紧急叫停。

　　后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还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他用风趣的“毛式”语言说，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周恩来更明确地说：“我们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一直要共存到将来社会的发展不需要政党的时候为止。”

　　实际上，这就涉及到一个民主政治学中的问题，多数原则和兼顾少数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工人、特别是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来说，如果是简单按照普选的方式，按照人数来选举和表决，结果可想而知。

　　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有些民主党派人士有顾虑，他们担心经过普选人民代表会把民主党派选下去。

　　“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欢”。

　　那么，怎样才能既尊重多数、又能照顾少数人的利益和权利？

　　后来在选举人民代表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非常注意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所占比例以及对他们的安排。

　　此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于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做出一个在世界政治史上发生了重大影响的决策：为了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也为了让各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更好地发挥政治协商、参政议政作用，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后继续保留人民政协。

　　这项决策的政治学意义就是破解了选举民主难以保护少数人民主权利的问题，在中国形成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并存的两种民主形式。

　　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了不起的政治杰作。

　　这种选择并非偶然。

　　“和而不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历来相信“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而不是非此即彼。

　　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实践看，只要想长期执政的统治者都需要一定的来自体制内的制约，以弥补威权政体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制度化的措施在中国古代政治中体现为，设置专门提意见的谏官言官。

　　其实，协商、对话、合作，作为实现民主的一种形式和手段，在东西方人类早期的政治生活中都有着丰富的政治实践。在西方，雅典城邦的“公民大会”是古希腊的最高权力机关，“五百人议事会”则是古希腊城邦民主政治的核心。罗马元老院建立伊始，就作为咨询议会在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政府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但真正意义上协商民主，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

　　和许多国家的单一选举民主不一样，这种协商民主更多地是与合作相联系的，是非对立的，非对抗的。

　　从第二届政协开始，民主党派人士普遍熟悉的“周公”担任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的民主作风和合作共事的精神使得他们得以在政协的这个大家庭里开始了新的愉快合作。而周恩来的总理身份则更加方便把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直接转化为政府的行政决策。

　　从1954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12年间，全国政协共召开8次全体会议，对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充分协商，讨论通过了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公私合营的有关规定、汉字简化方案、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草案、兵役法草案、人民币发行有关问题的决定以及战犯战俘处理问题的决定等。

　　到1964年末，人民政协已发展建立各级地方委员会1077个。

　　后来的人们公认，建国后17年中国的发展是翻天覆地的。这与当时经济和政治的双重进步密不可分。

　　教训也有。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但即使是这样的教训，发动者的目的也是想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大民主”为形式，以防止和清除党内和政府的官僚主义现象。当然，这种无序的民主导致的是混乱。

　　教训有时比经验更宝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