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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和平崛起时的邓小平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荣毅仁称：“坦率真诚”

2014年07月21日 10:17 |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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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还是来了。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封读者来信，反对农村中正在试行的包产到组生产责任制，认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应该稳定；报纸在“编者按”中指出：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户。当时，王郁昭正在嘉山县考察工作，听到这个广播后马上往地委赶，路过光明公社，“一进门，公社书记就说，地委书记来了，正好，听了今天早上的广播，老百姓来找我们，认为我们又要犯错误了，又要受批判了。我们的干部和群众思想波动很大。”后来滁县地委研究决定，“各种形式责任制都不要变，到秋后看实践”。这个时候，万里到了滁县地区，听了这个情况，“万里说，三级半核算有什么不对？作为报纸来说，你可以登你的读者来信，我也可以写读者来信，这好比公共汽车，你可以打票坐车，我也可以。报社不能管饭吃吧？到了秋后老百姓没饭吃的话，我要找你县委书记，你县委书记要负责任”。有了万里的这一表态，王郁昭说，“给我们很大鼓舞”。结果这一年滁县地区粮食生产获得了大丰收。全省比较，增产幅度最大。

　　6月，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万里向邓小平汇报安徽农村一些地方已经搞起包产到户但有人反对一事，邓的意见很简单，“不要争论，你们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从黄山下来后，邓小平召开了座谈会，听取安徽省委和徽州地委主要负责人的汇报，但未对包产到户发表任何意见。曾志描述邓小平性格，“他自己不能讲话，他一句话都不讲，要解决问题的时候，就很干脆，马上给你解决”。从亲人的角度观察，邓小平的女儿邓楠说，“他是一个话很少的人。我们说九句，大概他能说一句”。

　　第二年，邓小平说话了(1980年5月31日)，“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这年稍早一些时候，万里回忆：“胡耀邦把省委书记们找来，搞不搞包产到户请大家发表意见，最后达成协议在贫困地区可以搞。当时我说，你走你们的阳关道，但独木桥不要给我们拆掉，让我们走一走。”

　　各种质疑仍然困扰着王郁昭们。1980年，安徽全省包产到户、大包干到户已经达到99%以上。王郁昭是在巢湖参加省委会议时看到邓小平那个讲话的，这个谈话当时没有公开发表，讲的主要也是安徽的情况，“当时没有复印机，只能抄，我就叫秘书抄下来。会议结束的时候，当天晚上下大雨，我连夜坐着汽车就回来了，回到滁县。第二天我就召集县委书记开会，把这个精神进行了传达”。这一年国庆节前，中央颁发了75号文，肯定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接着中央连续发了几个1号文件，大包干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在全国推开。

　　回顾这段历史，后来升为安徽省省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王郁昭总结说：“中国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但是改革从哪里入手呢？我们中国改革在邓小平的领导下，首先选择的突破口是中国的农村。”

编辑：刘爱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