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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和平崛起时的邓小平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荣毅仁称：“坦率真诚”

2014年07月21日 10:17 |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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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淳一回顾这部法律，“当时的法律规定非常原则，因为中国还没有外资进入的足够经验，特意把原则制定得相对简单。而后，国务院又制定了相关条例。但可以说，这部法对吸引外资到中国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

　　6月28日，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邓小平谈到了这部即将由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时说，“这个法不是完备的，因为我们还没有经验，与其说是法，不如说是我们政治意向的声明”。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以及其他六部法律，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6月18至7月1日)上获得通过。中国制度与秩序的重建，自此走上正轨。

　　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发表讲话，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随即成为邓小平准备全面推广的改革开放的稳定基础。

　　理论务虚会从1月18日开始，到4月初结束。前一年10月14日，邓小平在听取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人汇报时说，叶剑英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索性摆开来讲，免得背后讲，这样好。这一背景，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解释说，“三中全会前，几位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士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表示，不同意以实践标准检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的立场，受到与会者的严肃批评。但由于会议内容多，未能拿出更多时间讨论他们提出的问题，中央决定在三中全会后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将有关理论宣传人士集中起来，深入讨论，搞清是非”。

　　从时间顺序上看，真理标准讨论，最初源自江苏学者胡福明的一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写成于1977年9月，并投到了《光明日报》。促成胡福明写出这篇文章最主要的动因，是那年2月，《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矢志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胡后来解释说，“这两个‘凡是’出来后，把整个拨乱反正压下去了，平反冤假错案不可能搞了，那不是给你当头一棒吗？”但是，文章寄出去了4个月，胡福明仍然没有收到任何回音。这一年11月，中央党校复校，胡耀邦任副校长主持党校工作。原中央党校教师孙长江回忆说，“胡耀邦要重新研究路线斗争，他讲过一个报告，检验路线斗争的标准，一个是要看实践，以实践作为标准；一个是要看完整的、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当时提出了两个原则，反应很好啊，因为他不仅强调讲毛主席，还讲实践，这证明比以前有很大进步了。学员都鼓掌，耀邦也很得意，就说我这个讲话怎么样？后来我说，你这样讲，学员就发生误解，以为检验真理有两个标准，那就不行了。两个标准怎么办呢？如果这件事违反实践，但是符合毛主席思想，那怎么办？那就没有标准了。”事实上，孙长江的这番思考是直接讲给他的同事吴江的，吴江把这个想法跟胡耀邦谈了。胡耀邦说那你们写一篇文章，就讲实践。这个时候，《光明日报》送来了胡福明的那份稿件。经过反复修改，定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这份稿件，1978年5月10日终于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刊出，次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全文，新华社当天即向全国转发，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又予以全文转载。此文刊发，“两个凡是”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形成最尖锐对峙。

编辑：刘爱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