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巨龄的钻

曾经的苦难和沉淀，都在等待这一刻的补偿。进入光明日报社后，张巨龄很快找准了自己的定位：“新闻不是我的专长，语文才是我的优势。”

1984年11月，光明日报创办《光明日报·语言文字》专刊，张巨龄担任版面编辑。当时，《语言文字》专刊聘请了9位大名鼎鼎的社外编委，他们分别是王力、吕叔湘、张志公、俞敏、张寿康、吴泽炎、王还、陈章太和季啸枫。

王力先生是语言学界的泰斗，他撰写的《中国现代语法》，是我国现代汉语研究的奠基之作。1985年7月，有读者来信提出：汉语词汇中的许多异形词，比如“其他”和“其它”；“交代”与“交待”等，到底怎样才合乎规范，或者是有没有必要这样区别，等等，希望予以答复。

张巨龄立刻想到了王力先生，写信请其赐稿，还擅自定下了文章的标题：《“其他”、“其它”与其他》。约稿信刚一发出，他就觉得有些不妥。

“本来嘛，做编辑是断不了要向名家约稿的。但约稿，也只要提出个大概范围就可以。这一方面是给予作者思考的空间，另一方面也是对人家的尊重，特别是像王力先生这样的大家，搞这种‘命题作文’式的约稿，怎么说也有些不大得体。”张巨龄有些惴惴。

不料，几日后，张巨龄就收到了王力的文稿，不但“命题”未动一字，而且还用毛笔书写得工工整整。事后，张巨龄择机拜访了这位大师，顺便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愧疚。王力先生却毫不介意：“噢，那没什么，你是编辑，总还有你的考虑嘛！”

“先生宽阔与大度的胸怀，使我至今由衷敬佩！”张巨龄感叹。

1987年下半年，张巨龄打算将自己此前所写的关于语文教育的随想录，集结成书出版。当时由于工作关系，他常与吕叔湘先生来往，便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吕先生，并请他题签。

吕叔湘没有拒绝，也没说什么别的，只是埋下头仔细翻阅部分样章。几天后，来信叫张巨龄去他家。

一进门，吕叔湘就将写好的书名墨迹，放在了张巨龄手中。展开一看——“语文·情趣·教学”，而且是横、竖的两帧。

直到后来，张巨龄才听说，吕先生早就有个“三不主义”的准则，其中之一就是“不题字”。

张巨龄内心的感动至今翻涌着——

“这是一份爱的传递，这是一份对于《光明日报》爱的传递！因为‘光明’，所以被看重；因为‘光明’，我才有这份特殊的享受，我感受到了一名‘光明人’的自豪！”

带着这份荣耀与感动，张巨龄从一名编辑逐渐成长为一位语言学家，而背后支持他的，正是他那非比寻常的执着信念和钻研精神。

1997年的一天，《光明日报》某版的一则关于“人民教师无上光荣”的通栏标题，引起了一些读者的议论：是“无上”还是“无尚”？报社同事想听听张巨龄的意见。

尽管文章只要求六七百字，但内容的充实和知识的准确至关重要。为此，张巨龄认真查阅《辞源》《汉语大词典》等大型工具书，以及相关的文史典籍资料，并整整耗费三天时间浏览、阅读了近半个月以来《光明日报》的120个版面。

扒、梳、剔、抉。张巨龄从中精心挑选了类似的另外两组异形词，即“同仁”与“同人”以及“人才”与“人材”，并将它们和“无上”与“无尚”编在一起，撰写了名为《语言三题》的新闻评论。

《语言三题》避开了呆板的文风，一经刊出，让读者既化解了疑问，又开阔了视野，受到了一致好评。这件事也给了张巨龄以很大的启迪，“编辑”作为一份工作，与“语文”作为一种一生的钻求和爱好是可以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而且二者都能得到有益的提升。

十余年间，在完成报纸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张巨龄先后撰写了十余万字的语言学、语文教育、回族学，以及新闻研究论稿，陆续在相关报刊上发表，如《应当建立全方位的语言文字研究体系》《吕叔湘先生和语文编辑工作》《语文的特性和语文教学的科学化》《关于语文教育内涵与改革的复议》《从为〈光明日报〉撰稿看吕叔湘先生的语文思想》，以及《新词酷语的流行和汉语研究的反思》《高校汉语教材应当实现多样化》等，在学界影响深远。

时至今日，张巨龄的这份钻研精神依然鲜活。

2014年，恰值《光明日报》创办65周年，已经退休10余年的张巨龄应邀为《我们的光明之路——光明日报65年口述实录》撰写回忆文章。其间，他为确定一名名叫“杜子劲”的作者身份，访问多人、遍寻资料，终于在某旧书网站觅到一本此人所编写的书：《简体字》。

这是本小32开，仅有92页的小书，可卖家竟标价1200元。张巨龄二话不说，买！

“能增长知识，解决心中疑惑，花多少钱都值！”张巨龄把那本薄薄的册子从书架上轻轻取下，展示给我看，“只要你肯用心钻研，这本书里，还能发掘出很多的知识和故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