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广西开展的“专项工作”，贵州组建的“民生监督组”，还是甘肃进行的“两查两保”专项行动，都是在脱贫攻坚大背景下，将监督执纪的触角向基层延伸，针对扶贫领域贪污侵占、虚报冒领、以权谋私等违纪违法问题施以重拳，让基层“苍蝇”“蛀虫”无处遁形，真正还利于民，厚植党的执政基础。

“从严查处扶贫领域的贪污腐败，既是让百姓有‘获得感’，也让广大干部受教育。”贵州省纪委副书记黄文胜说。民生重点领域的“微腐败”，具有隐蔽性强、查处难度大的特点。基层纪检监察干部深化“三转”，聚焦主业，向群众身边的腐败行为“亮剑”“开刀”，这对他们来说本身就是强化学习、熟练业务的过程；同时，各地不断强化主体责任，并在查办案件时坚持“一案双查”，既查当事人，也查负有监督责任的纪检干部，从而使广大纪检监察干部在一级一级传导压力的过程中扛起责任、履行使命。

采访中，干部纷纷表示，他们在针对扶贫领域腐败开展的专项行动中收获很大、教育深刻。“以前认为只要把钱发下去就完事了，以后可不敢这么想了。国家的扶贫款既要发下去，更要用到百姓身上，用到合适的扶贫项目上。”一名扶贫办干部说。

扎紧制度笼子

强化反腐力量

“之前到银行取钱，不知道低保金究竟有多少，现在一目了然。”贵州榕江县古州镇文武中心村村民蒙政金站在村社区服务站的一台“自助查询机”旁说，“还是这个机器厉害，现在我都用不着往乡里跑了。”

蒙政金口中的“机器”，实为“民生资金云”大数据平台，也是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监督插上科技的翅膀”而正在推进的项目。通过大数据平台，群众除了可以用身份证扫描查询民生资金发放情况外，还可以按行政区域、资金名称、主管部门等方式进行查询。据州监察局副局长秦天介绍，“民生资金云”大数据平台已在全州16个市县全面铺开，目前共建成终端948台，占全州计划总数的47.8%，已覆盖所有市县政务服务中心、乡镇便民利民服务中心及部分行政村(社区)。

现在，黔东南在大数据平台“后台”设置了互斥资金比对、资金重复发放比对、受益对象身份比对等监督模型，从而第一时间发现资金的异常发放情况。三穗县纪委监察局通过比对农村低保对象与党员干部的信息，发现长吉乡赤瓦村村支书曾祥军有公职的儿媳在领取低保金。经查，曾祥军正是利用职务便利骗取了低保金。为此，曾祥军被处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在大数据平台的帮助下，雷山县郎德镇杨柳村村民余某某被查出重复享受农村危房改造资金，这使得有失职渎职之嫌的镇社会事务办主任文胜锋被立案调查……目前，通过有效的数据比对，全州共立案查处32件38人，1万多个问题转相关部门整改和修正数据错误，46人主动退还多拿多占的民生资金。

“我们还开通了在线举报功能，群众可随时随地进行举报监督。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完善大数据平台信息，进一步丰富平台的监督模型，不断提升平台发现问题的能力。”州党委常委、纪委书记黄兴文说。

同黔东南一样，广西博白县也开通了“民生资金网上监管平台”。平台具备资金政策公开、自主实名查询和举报投诉三大功能。群众在网上输入“博白县民生资金”，就可登陆平台，了解相关政策规定；再输入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就可了解自己获得了哪几种民生资金，如果发现问题，还能在线举报。“通过业务平台的使用，可以对不按时发放、克扣、截留、滞留资金等情况进行自动预警，从而关口前移，把监管的口子提前。”博白县委常委、纪委书记欧青说。

把领导干部的权力关进“数据铁笼”，让扶贫信息和扶贫资金的发放变得更加公开透明，黔东南和博白的做法正在贵州和广西推开。各地实践证明，只有从源头上堵住漏洞、强化监督，才能让领导干部审慎用权，扶贫资金也才能用好、用到位。

除了借助技术手段堵塞漏洞外，各地还不断建章立制，进一步扎紧制度的笼子。不久前，贵州出台了《贵州省国家公职人员、村(社区)干部落实惠民政策行为规范(试行)》，并配套建立了申报制度、公示制度及核实抽查制度，以打通惠民政策的“最后一公里”。甘肃榆中县则相继出台了《关于在县级国家机关和县直部门设立纪检专干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乡镇纪检组织建设的实施意见》等制度，以有效遏制扶贫领域的腐败行为。

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执行关键在人。目前，广西、贵州、甘肃正通过配齐配强基层纪检干部、轮训县区和乡镇纪检干部等手段壮大和强化针对扶贫领域监督执纪的力量。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落实新出台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强化责任追究，通过严肃问责，推动各级党委、纪委特别是县委、县纪委切实承担整治和查处扶贫领域腐败问题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督促有关职能部门党组织落实监管职责。”中央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负责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