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1952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视察黄河时提出了南水北调的设想。

作为新中国第一个超大型跨流域调水工程，缓解我国北方水资源严重短缺的战略性基础设施，历经50年论证与规划、11年建设与施工，在可借鉴经验很少的情况下，设想变成了现实！开创了我国水利工程史上的诸多第一。

当时论证的焦点不在于建与不建，而在于怎么建。比如，先建东线还是中线？当时国力有限，不可能同时建设这两条线。再比如，从哪儿调水？调多少水？走什么路线？专家们一次次跋山涉水、实地勘测，反复优化方案，最后对50多种方案进行比选，确定规划。还比如，面对大量技术性难题：世界第一大输水渡槽、超大洞径过水隧洞穿越黄河……建设者们进行自主创新，他们发明的新材料、新工艺后来也被应用到其他工程建设中。

2014年12月27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通水到京，也宣告南水北调东中线全面通水。可以说，这项工程凝聚着几代水利人的精力和心血，数十万人参与了建设，有的专家甚至没有等到工程开工，就离开了我们；沿线特别是水源区的老百姓也为此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舍小家、顾大家，移民精神感人至深！

现在，南水北调直接受益人口超过1亿人。在北京，清澈的南水调到团城湖后，被分到全市各个供水区域，保证了城市居民生活用水的70%以上，超过1200万人直接受益。

我是一名参与者，也是一名受益者。

我小时候也曾经历过缺水的日子，那时候我就想如果有考大学的机会，一定要学习怎么能治理风沙。1978年，我考上了北京林学院（今北京林业大学），读水土保持专业。水土保持不是简单的挖坑栽树的问题，它涉及整个生态系统建设的各方面，关系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的科学规划、统筹安排。

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我参加了南水北调工程的前期论证、方案的规划编制和工程建设的投融资工作。我现在的工作单位北京水务投资中心，就是在原北京南水北调工程投资中心的基础上组建的，职能是负责本市水务基础设施建设，也包括北京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的投融资工作。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迅速增长，用水矛盾也日益突出。以北京为例，虽然南水北调中线建成通水后，北京市水资源紧缺形势得到缓解，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即使南水北调中线每年调水入京10亿立方米，北京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也只有约150立方米，仍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1000立方米的缺水警戒线，水资源紧缺形势依然非常严峻。

在新的形势下，如何管好用好南水北调的水？这一直是我们水利人思考的问题。

管好用好水资源，单靠政府的力量是不行的，还要靠市场这只“手”起作用。建议政府部门负责统筹规划、任务下达和监督管理的同时，进一步明确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使企业真正成为南水北调配套工程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的实体企业，企业遵循市场化经济规律进行市场化运作，自主经营，自主承担企业债务。在政府统一领导之下，加快完善我市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管理运营体制机制，“两手”协同发力，提高水资源使用效率，实现联合调度、优化配置。目前，北京建立了国内第一家水权交易所，行业之间、流域之间暂时不用的水资源可以进行交易。此外，北京还在积极探索合同节水管理，调动用水户节水的积极性。

我们能够感受到，现在全社会对水、对生态的认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北京在推进“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中，通过“留白增绿”、因地制宜建设口袋公园，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找到绿地公园，看到水、看到绿，这也是生态建设的重要部分。目前，永定河生态治理和修复以及温榆河湿地公园的建设也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这都是能让市民实实在在受益的生态工程。

我的本职工作是水务工作，但去年成为北京市政协委员后，我对这份工作又有了一些新的体会认识，启发我从多角度、多方位思考如何在本职工作中保护好、建设好、可持续利用好水资源，让水资源造福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