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撤离的肯定是领导干部”

2003年，中央军委任命范晓光为成都军区副司令员。“能够来到当年父亲长征战斗过的地方工作，我感到很有意义。”

“利用下部队的工作机会，怀揣着父亲的回忆录，我沿着父亲的足迹，重走长征路。几经探寻，我终于在班佑河边找到了当年红军烈士的殉难地，如今那儿已变成了一片红树林，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

1998年王平去世后，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上将曾回忆，上世纪60年代他曾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听过时任学院政委的王平做报告，说到长征过草地牺牲的班佑烈士时，老人不禁声音哽咽，泣不成声，全场无不为之动容，许多人第一次见到一位首长在公开场合伤心落泪……走到红树林，范晓光更深切地理解了父亲的动情。

“我仿佛看见了父亲伟岸而疲惫的身影，看见了那个临死不屈的红军小通讯员、视死如归的七八百红军烈士……我的双眼模糊，我的心绪被深深感动着，召唤着，那一刻，我告诉自己，重走长征路，我追寻的不只是一种精神，还有一种责任，那是我们这代人传承和发扬红军长征精神的责任。”

“尤其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物质丰富的今天，许多人却思想空虚、精神失落，我有责任告诉年轻人，在那片草地上发生过的红色悲壮故事，我当时就想，要在草地上为烈士们建碑立传，让红军的长征精神光照千秋。”范晓光提出建碑的倡议，得到成都军区党委和许多红军后代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如今，范晓光还记得2009年赴阿坝州考察建碑事宜，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党委书记侍俊对他说过的话，“烈士纪念碑应由阿坝人民修建，阿坝人民与红军情深谊长，长征中阿坝地区藏、羌、回、汉各族人民曾为前后在此过往的10万红军的粮食供给作出了巨大贡献。汶川大地震中，解放军在阿坝地区流血流汗抗震救灾，帮助阿坝人民重建家园，阿坝人民最懂感恩！”阿坝州委州政府拨出专款，并将红军烈士纪念碑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之旅的重要景点。

侍俊说到的汶川地震，正是和平年代的军人范晓光，到成都几年后，面对的一次关于责任的考验———

现在问起范晓光8年前的事，他摆摆手，说“都不记得了。”

不会不记得。地震发生后，成都军区能够第一时间参与救援工作的，只有五六千人。正规军兵力不足，当晚，范晓光批准下达命令：四川辖区内5万民兵，包括预备役，集中起来到灾区去！

而他本人，也第一时间赶往救灾抢险的现场。

生死劫难刚过，比地震更大的洪水威胁又接踵而来。山崩地裂形成了几十座危险的堰塞湖，而最大最危险的是容积超过3亿立方米的唐家山堰塞湖，它就像绵阳上方的“悬湖”，一旦溃决，将直接威胁到下游100多万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6月6日，范晓光再次陪同温家宝总理乘直升机到唐家山视察险情，“决不能让一个百姓伤亡！”总理返回绵阳之时，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葛振峰上将，点将范晓光等三位“老兵”，在最后关头，集结坝顶，联手出击，指挥排危抢险，决战唐家山！

接下来几天，媒体大量报道唐家山的排危抢险：唐家山堰塞湖达到泄流水位！四将军“坐镇”唐家山！彻夜不眠“悬湖”未泄！艰难的选择！……新华社援引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成都军区抗震救灾联合指挥部副指挥长范晓光的话：大坝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没有溃堤的危险……万一出现紧急情况，最后撤离的肯定是部队，部队中最后撤离的肯定是领导干部。范晓光的承诺，给了无数人信心和感动。

“地震发生后，我无法与范晓光联系而焦急万分，儿子无声的哭泣更让我心忧如焚……晚上，当我从中央电视台节目中看到他与第一时间赶到灾区的温总理一起，在都江堰救灾指挥部时，我的眼睛湿润了。年近90高龄的婆婆范景新深明大义，为了保证儿子范晓光全身心投入救灾抢险工作，约定全家人不要主动给他打电话，以免分心他在前线的工作。”后来，范晓光的妻子吴晓鸣专门写文章，为丈夫范晓光喝彩。

这个军人世家里透露的真情实意让人动容。一方面，是对远方深入抗震救灾第一线的亲人最质朴、最真实的牵挂；另一方面，是这一家三代20多人，愿意，并已经成为范晓光最坚强、最可靠的后盾。

吴晓鸣还生动再现了当时范晓光的另一面。“晓光说：‘……嘿嘿，没事……啊，小心你要当寡妇，哈哈！……’电话在玩笑声中结束。乐观和幽默什么时候都不少，我了解他……”这份幽默，也与父亲王平彼时在长征中表现出的乐观豁达，多有几分相像。